读《雁过留声》有感
上个月我和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聊当代学人，不知怎么就提到了秦晖、金雁夫妇。我俩一致认为在50年代出生的中国学人中间，秦晖大概算是最幸运的。他遇上了赵俪生这样的导师——秦先生眇一目，研究生入学报到时被兰大拒收，赵先生找到校方交涉硬把这位读书种子留在帐内。读研期间他和那一届历史系研究生的漂亮师妹金雁相恋并结为夫妇。
我感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华是大学里面的“硬通货”呀，秦晖先生方有那样的魅力。如果搁到现在，这样的佳话恐怕难以发生了。
这两天，读完金雁教授的新著《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我的思绪也回到了兰州盘旋路边上的兰大校园，回忆起在那个校园里度过的青葱岁月。我入校时，秦晖、金雁先生早已毕业去了陕西师大任教。读他们的书，近距离聆听他们的教诲，是我毕业来到北京以后的事了。
秦、金二先生这代五十年代前期出生的学人，基本上有共同的经历：上学时停课闹革命，初中或高中就失学，插队到偏僻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如果从文化、科技的传承来说，这代人一段最宝贵的时光被整体耽误了。而其中一些不甘心浑浑噩噩、在困境中亦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的人，在改开后迅速崭露头角，成为这代学人的翘楚。秦、金二先生当属于这一类。金雁的这本书，以她个人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在疯狂的岁月里，今天年轻人看来天经地义的生活状态，如正常地读书、升学、就业，正常地交友、恋爱曾经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侈”。
如果从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文化教育开始与西方接轨的近代化开始算起，一个多世纪以来，秦晖、金雁这代人在应该求学的时候而被耽误，是整体性的，几乎是无差别的，不因家世而有太大的不同。即使出自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亦不免于早早辍学，因为那时候整个国家文化与教育受到了系统性摧毁。像钱钟书、杨绛夫妇那代学人，哪怕身处乱世，其中一些家庭条件优越、天资出众的人，也没有被耽误。秦晖、金雁的老师赵俪生那一代学人也是这样的，尽管赵先生在清华外文系未能毕业，就中途辍学去太行山打游击了，但他在青岛接受了当时最优质的小学、中学教育，又进了清华，他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经历是完整的。秦、金二先生的家世虽然不如钱钟书、杨绛两家，但两人的父母和祖父辈也都是读书人。在这种的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时代大潮卷来，他们和工人子弟、农民子弟一样无可抵挡。如果说，那个时候在经济上基本实行“均穷”，在文化教育上则实行“均愚”。
此书的作者在读小学时随父母从西安下放到甘肃定西地区，初中毕业后过了两年，到当地的农村插队；秦晖初中毕业后，立马从南宁发配到百色地区插队，一呆就是九年多。这两个地区之贫穷闭塞，在全中国都数得着。
书的副标题名曰“我的青葱岁月”，我的理解是就一个人经历的成长期而言，不管在什么样的世道长大，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作者的成长期和一段荒诞、疯狂、饥饿的时期重叠，这样的青葱是苦涩的味道，可以说这是一段处在历史断裂带上的青葱年华。这本书记载了作者成长的几个重要阶段。六岁，如今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作者碰上了1960年的大饥荒。十一岁，升入初中的年龄，WH大革命狂飙始起，全民族被卷入发癫的十年，作者和她的先生秦晖的初中生涯，就在运动中度过。离开校门后过了两年，1971年，17岁正值少女的花季，她到偏远的山区公社插队当农民。
这就是金雁和秦晖这代人成长的经历，这代人青葱年华的经历对中国影响巨大。1978年，金雁和秦晖通过恢复高考后第一次研究生招生考试，进入兰大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他们的命运得到根本的改变。他们俩之所以能够成为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和他们在被时代拨弄的青葱年华中没有放弃、有所准备关系甚大。在“知识无用论”盛行的年代，这批人大多被放逐到乡村修地球，一些家庭有背景的人去了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随波逐流，看不到世道将何时被改变。而有些人受家庭影响或出于个人志趣，笃信读书总是有用的，在孤寂与困苦中坚持自学。知识带来慰藉，知识点燃希望，当世道转变，机遇自然垂青这些有准备的人。
成长时期丧失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被放逐到农村的经历，对这代学人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青少年时代所经受的磨难能使他们对现实更为关注，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秦晖先生说他自己，“如果没有WG，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但对这代学人的整体而言，求学最好的年华被耽误，对个人和整个国家的损失巨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都需要“童子功”，后来再怎么勤奋，有许多方面是难以弥补的。两年前一所最为知名的大学校长致辞时将“鸿鹄之志”念成“鸿浩之志”，引起轩然大波。这位校长后来道歉并做了一番解释。他说，“上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开始的几年没有课本，后来有了课本，也非常简单。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既不完整、也不系统。”——校长说的是事实。
秦晖、金雁这代学人后来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既要弥补自己被耽误的那些时光，又要补缀历史造成的文化、学术代际断裂带，其辛苦程度不亚于当年插队。在这一浩大的“补缀工程”中，秦晖、金雁无疑是人文社科领域杰出的学人代表。
这本书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作者回忆她的姥姥。她的姥姥出生于天津的大商人家庭，活了103岁。这位少女时代家境优渥、成年后经历过国家一次次巨变的老太太，以善良、坚韧、淡定的气度，帮助儿女们度过一道又一道难关。老太太说：“我不懂政治，但是世道再变，是非好坏不会变，浊自浊清自清，一个人的对错，岁月能够证明一切。”许多中国人大约是抱着这种朴素的历史观，相信总有云散雾开的时候，才熬过艰难时期。
在那段疯狂时代度过青葱岁月的人，而今已进入人生的秋季，在政界、商界、学界收获累累。据我观察，对曾给他们的人生和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极左”思潮，他们呈现了反差甚大的两种态度。一类人是苦难换来了终身免疫，他们时时警惕“极左”的做法在不同时期改头换面地回潮，对其进行尖锐而理性的批评，这是智者的态度。秦晖、金雁属于这一类，这本书亦可看作此种态度的表达。还有一类人呢，因为受难的岁月已经久远，痛苦被时光过滤掉了，昔日的疯狂和荒诞竟然呈现出一种“青春无悔”的美感，对造成这种疯狂和荒诞的原因不但放弃了批判，而且作为青春岁月的陪伴者予以温情的理解。这就是一种病毒的“复阳”，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真是作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