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读本》读后感
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关系和表意关系的同时，他也会同样地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中。但是，我们还没有研究权力关系的器具。我们只得求助法律模式来思考权力，这即是：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或者，我们求助于制度模式来思考权力，这也即是：什么是国家？
因此，如果人们想用权力来研究主体的客体化的话，他就有必要扩充权力定义的范围。
权力形式一旦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运作，就会对个体进行归类。在他身上标示出个体性，添加身份，施加一套真理法则，这样，他本人和其他人都能借此认出自己。正是权力形式，使得个体成为主体。“主体”一词在此有双重意义：凭借控制和依赖而屈从于他人；通过良心和自我认知而束缚于他自身的认同。两个意义都表明权力形式的征服性。
让权力关系确立起来，就不能排除暴力的运用，就如同它不能排除达成同意一样。毫无疑问，缺乏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同时缺乏，权力就绝不能施展。但是，即便同意或暴力是手段或结果，它们也决不构成权力的原理和本性。
权力关系植根于整个社会之网。然而，这不是说，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权力原则事无巨细地宰制着社会。而是说，行为可能作用于他人的行为，这和每个社会关系共存。正是以此为基础，各种各样的殊异个体、各种各样的目标、对我们或别人已然施加的权力、部分的或普遍的机构化、较为刻意的组织等等，对权力形式作出了界定。在一个既定社会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治理的特定情景和形式多种多样，它们彼此叠加、交叉、限定，有时候彼此消除，有时候彼此强化。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代社会，即便国家是最重要的权力形式，它也不单单是在一个特定情景中施展：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其他权力关系形式都与其相关。但这并非因为这些权力都来源于它，而是因为权力关系越来越多地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尽管国家在教育、司法、经济或者家庭制度方面采用的控制形式并不相同）。
人们在此用“治理”这个词的特定意义，就可以宣称，权力关系逐渐地被治理化了，也即是说，以国家机构的形式，或者说，在国家机构的支撑下，权力关系被理性化和中心化了，被精心地制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