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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读后感

旌旗读后感发表于2014-04-10 08:50:58归属于读后感范文本文已影响手机版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治平三年(1066)奉命设书局继续编撰,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完成,历时十九年。《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史上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比美,在此读后感大全网为大家推荐一篇《资治通鉴》读后感范文,希望这篇《资治通鉴》读后感可以为大家写作提供一些帮助。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