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
作者：[美] 唐纳德·卡根
终于看完了这本超厚的书了，确实有好多感想。
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对这场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联盟之间的长达27年的大战几乎没有了解，历史课似乎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提及，只是“狭隘的城邦体制最终无法容纳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希腊被马其顿王国所灭”这样一句话带过。
但是对于公元5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希腊，就像华夏的中原一样，代表着文明世界的范围，而席卷整个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其造成的人类生命和财产的极大损失，以及对古希腊的制度、命运造成的深远影响，完全不逊于上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在2400年前就已经结束，但对于每一个读到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都能深深感受到其惨烈，“文明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土崩瓦解....真理和荣誉灰飞烟灭”，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人类悲剧，讲述了一个庞大帝国（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文明）的兴衰。
二
除去战争本身的破坏外，这场悲剧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它导致了一个鼎盛的人类文明时代极速陨落。
在公元前499-449年的希波战争中，希腊城邦联盟以顽强的抗争，击败了曾在五十年间征服亚欧（除了中国）的近乎无敌的波斯帝国，保存了自身文明，确立了无比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并从此开启了一个极度发展和繁荣的璀璨时期：城邦民主制得到十足发展，任何公民都能参与政治、获得政治权力，诞生了“民主之父”伯利克里；希腊戏剧进入黄金时代，其丰富性和独创性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无与伦比，诞生了一大批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这样的声名显赫的戏剧诗人；以菲狄亚斯为代表的雕塑和建筑大师们设计了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等建筑，以及位于奥林匹亚和整个希腊世界的诸多精美建筑，深刻影响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轨迹；原子唯物论创始人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们积极探索和理解物质世界，“西方哲学奠基人”苏格拉底为首的政治哲学先驱则在人类事务领域进行相同的探索；“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在医学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医学观点对西方医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著成《历史》，成为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成型历史著作....德国的亚斯贝斯认为，彼时的古希腊和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以及印度的释迦牟尼时期等）都属人类文明发生根本性文化突破的特殊历史时期，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期，由于发生的年代相距不远，这个公元前800-200年的时期被称为轴心时代。
但这个辉煌的时代因伯罗奔尼撒战争戛然而止。
三
伯罗奔尼撒战争另一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就像“苏美争霸”在公元前的上演，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和上世纪两个大国对峙的历史时期有诸多相似之处，只是战争有冷热区别。
首先，和冷战时期的北约与华约所处的状况相似，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双方，雅典领导着提洛同盟，斯巴达统率着伯罗奔尼撒联盟，大半世界几乎都加入双方阵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强大领袖、将帅、外交官、政治家”；雅典和斯巴达全面竞争、相互猜忌，塑造了希腊的国际体系和政治氛围；斯巴达人在陆上所向无敌，雅典人在海上逞威称雄，双方总体上势均力敌，都把对方看作己方安全的最大威胁。
其次，在争霸局面形成之前，双方都共同参与并赢得了一场具备正义性质的艰苦卓绝的战争，苏联和美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胜利，雅典和斯巴达联合领导希腊世界赢得了第三次希波战争，彻底挫败了波斯人征服希腊的野心。这种伟大胜利让双方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也为自身赢得了稳定的空间，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就在这不久后，两个鼎盛的大国调转矛头，进入了全面对抗，其破坏性不可估量。不同的是，苏美避免了热战的结局，而雅典和斯巴达则让整个世界随着战争毁灭。
最后，如同苏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一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双方在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着根本对立，雅典发扬光大了城邦民主制，而斯巴达是典型的寡头政治，双方在希腊各地扶植相同理念的政治盟友，并打击消灭对立派别，希腊诸多城邦在政治斗争中开始寻求两大势力的支持，从而卷入双方的纷争。
四
易中天先生在其《中华史》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当一个王朝的追求由生存、兴旺转为霸权时，其发动的战争就失去了正义性，此时其衰亡就是必然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正是验证了这一点。在此前对抗波斯的反侵略战争中，希腊人是为了自由和家园而战，所以他们英勇果敢、无惧牺牲、戮力同心。但是在雅典和斯巴达争霸时，一方面，一些行为在正当性上失去了立足之本，公民们缺乏发自心底的斗志，城邦内也会有诸多反对的声音；一方面，非自卫战争的财富和人力损耗，将会让更多人难以容忍，从而加速城邦内外的背心离德；还有一方面，内外矛盾丛生和战场失利，会破坏对制度和路线的自信，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各个时期一直面临这样的问题（雅典问题较严重因为斯巴达的文献记录过少）。而这一切都在消耗着国家的元气，进而将国家引向衰败的道路上。
历史上很多王朝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曾经横扫六合、几乎统一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当他背叛了革命，投身到封建君主的阵营，并试图成为皇帝统治一个超级帝国时，他的军队就不再所向无敌了；曾经在军事、科技、影响力方面和美国分庭抗礼多年的苏联，曾经让资本主义世界瑟瑟发抖的那个牢不可破的联盟，最终黯然解体，沈志华老师指出，苏联解体的关键不是90年代，不是80、70、60年代，而是在1943年就注定了，当年5月25日，苏联解散了共产国际，放弃了“解放全世界”的理想，转而和帝国主义结成了同盟，走上了瓜分世界的称霸道路，这个联盟的基础从此就荡然无存了，其命运就在此刻注定了。
五
在战争的初期，出现了一系列很微妙的状况，即引发两大联盟危机的并不是双方的核心利益区，而是一些世界的“偏远角落”，有的不在双方势力范围，有的和双方几乎都无瓜葛，但却导致了双方的介入继而引发危机。
究其原因，在最开始，双方尽管相互猜疑和警惕，但彼此都清楚战争的后果，都希望尽量避免争端，这样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双方在相互威慑的同时，会努力保持克制，避免对方误判，所以根本不会去介入对方的核心利益区；但这些远离双方核心利益的偏远地区却在核心利益区被排除后进入了双方视野，因为双方都认为这个地方对对方无足轻重，所以对方不值得下血本；但在现实中，正因为这种地区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与双方并无瓜葛，双方反而会努力拉拢，因为如果他们不投靠自己，就会投靠敌人、加强敌人的力量，从而让自己在未来处于弱势。
这就是威慑平衡中的微妙之处，属于任何威慑一方的力量不会破坏局面，而不属于二者之一的部分却因为有可能打破平衡而引发猜忌循环，最终破坏威慑平衡；威慑本身能保持和平，而无威慑的却反而能破坏和平。
当双方在越来越多的线路上展开此类争夺时，修昔底德评价，此时驱使双方的，已经不完全是实质的利益，而是恐惧和荣誉，对于敌方可能要强过自己的恐惧，以及不能在角逐中落于人后的荣誉驱使。
六
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伯利克里拥有绝对的领导权，他主张采用防御性战略，依靠围绕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城墙防守，因为完全军国一体的斯巴达人是希腊最强的陆军，同时斯巴达人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军团是雅典可参战男子人数的2-3倍，正面作战雅典基本不可能和斯巴达人匹敌。但雅典有无比强大的海军，且有多个海军盟邦相助，相比之下斯巴达人的海军几乎不堪一击。
因此伯利克里提出，利用海军封锁伯罗奔尼撒的海岸线，登陆袭击斯巴达人及其盟友的城镇和农田，希望从经济上拖垮钱财和资源匮乏的斯巴达人。
以现在的眼光看，伯利克里的策略是值得尝试的，雅典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利用自己的海军和经济优势消耗战击败敌人。二战时，这种策略在对付日本和德国时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公元前5世纪，还没有经济战的概念，历史上没有可借鉴的案例，所以当伯罗奔尼撒人表现出的韧性超出雅典人预料，以及雅典人愈发按捺不住怒气要冲出城墙与决战时，伯利克里的战略就遭到了质疑和围攻。
此时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就显露出了弊端，这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全体公民走上街头参加人民大会，在会上投票决定重大事宜。雅典的重要职位是十位将军，这些人每年必须接受至少十次审查，有可能因为指控而被审判和定罪。而在战争第二年，雅典大瘟疫造成了一系列混乱，伯利克里的政策遭到了一系列指责，他的政敌趁机群起攻之，让他陷入窘迫的境地，最终他被罢免了将军，又因侵吞公款的罪名被指控上法庭，他的战略也因此被无法继续。
总之，在战争的关键时期，决策权不是牢牢掌握在将军手中，而是依然由不具备专业能力、容易受情绪影响和误导的大众来决策，这是非常致命的。
同样的问题多次发生，公元前406年7月，此时已到了战争末期，雅典在阿吉纽西战役中竟然派出了8位将军同时指挥海军，且没有任何一人权限凌驾在其他人之上，这导致战斗结束后在追击和收殓遗体的问题上出现混乱，雅典人没有及时收回牺牲者的遗体，这些将军因渎神被愤怒的雅典群众在公民大会上投票处死（但民众很快就追悔莫及）；不久后在阿哥斯波塔米，六名新任将军依然没有最高统帅，而是轮流担任指挥，因为害怕决策的后果，他们用最稳妥的办法，错失了取胜良机。
对于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个讲述长征的电视剧中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比较深，当时应该是猴场会议，要对于下一步前进策略要进行投票表决，毛主席当即提出反对：“前线决策怎么能投票决定呢？！”，仔细想想确实如此。
所以后来的政治制度对这一点进行了修补，罗马共和国时期，尽管有两个执政官，但在紧急时期，将会选出一个人作为独裁官，单独执掌指挥权直到紧急状态结束；现代政体相关制度设计更是完善了。
七
战争容易开始，却不易终结。作者根据雅典的财政和预算数据估算，伯利克里原本计划战争在三年内结束，如果节约一些可能还能多持续一年，实在不行还有一笔紧急资金可以动用，以及雅典娜神像上的金箔可以变卖，还可以支持1-3年。
但是战争远非已不在世的伯利克里预料，这场“世界大战”足足打了27年。在今日来看历史，动辄几十年几百年的风云不过书页上的一弹指，似乎27年不是太长。但今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时代的一粒尘，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27年来，战争就像一个凶残的教师，彻底改变了人的秉性，教出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这期间不知多少尘沙被扬洒在历史的风中。
战争中的双方并不是不清楚战争后果，包括斯巴达王阿希达穆斯在内的双方主和派一直在努力平息事态，努力促成和平，双方在战争期间也曾实现停战、寻求和解、签订合约。但战争的螺旋一旦发动，就很难停止，循环最终继续了下去，直到一方战败为止。
此时，整个世界已经毁灭了，而人们也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西方总是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一战做对比，二者确实有相似之处：很多人在努力避免战争，但战争仍旧不可阻挡地发生了，且无法中止，造成了文明层面的破坏；战争虽然有了结局，但只是分出了胜负，而并没有建立一种稳定的力量平衡，没有建立一种新秩序，没能为未来的几代人建立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战争的结局只是一个悲剧性事件的结束，也是进步、繁荣、自信和希望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更黑暗时代的开始。
八
公元前490年。
马拉松平原上，雅典派1万名“公民自卫兵”，他们都是步兵。对面的波斯军团是10万人（一说9万、一说2.4万），其中有数千骑兵。
自古步兵难敌骑兵，更何况数倍的人数差距。
但结果是10万波斯人大败而归，损失6000余人，而雅典只损失了192名公民，取得了马拉松战役大胜。
士兵斐力庇得斯飞速跑了42公里回到雅典，只说了一句“我们胜利了！雅典得救了！”便力竭而亡。
公元480年。
温泉关，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率领300名卫士，以及6000余名伯罗奔尼撒人，在此迎战波斯皇帝薛西斯一世20-30万大军。
由于正值奥林匹克运动会，按照此间休战的神圣原则，希腊各城邦大都没有派兵参战，因此这里只有他们孤军奋战。
此时的波斯帝国是个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庞大帝国，无数王国和地区都被其入侵、征服或终结，其中包括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许多强悍、骄傲的民族都最终臣服，加入波斯皇帝的麾下。
薛西斯听闻过斯巴达人是希腊世界最强悍的战士，他认为，斯巴达人很快就会向他低下骄傲的头颅，希腊人将因斯巴达人被征服而陆续臣服。
可他没想到的是，面前的联军阻挡了他三天，让他的军队付出了2万人（一说7000）的代价而没能前进一步。最终他还是靠收买叛徒，才能从后面包抄了斯巴达人。
当得知己方已被包围时，列奥尼达让其它盟军撤退，他带领剩下的斯巴达人、赛斯比人、黑劳士等断后，最终298名斯巴达勇士全部阵亡。
温泉关耸立着一尊狮子纪念碑，上面刻着铭文：“异乡的过客，你若到斯巴达，请转告那里的同胞，我们恪守誓言，长眠于此。”
可是曾经这样的雅典和斯巴达，在漫长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都不复存在了。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
忘战必危、好战必亡。
九
公元5世纪的雅典，仍保留着氏族时代的残留影响，公民们拥有着公共权力，他们之间还是平等的兄弟，人民大会可以选举和罢免将军，对有产者的财产有最终决定权。
雅典的海军、重步兵等中坚力量，无不是以公民阶级的团结为基础。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苦难和危险让派系斗争激化，恐怖和血腥愈加激起了愤怒和复仇的渴望，在内外的双重压力下，残存的家庭纽带和古老传承破碎了，公民社会被进一步分裂。
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发展让公民之间的财富出现分化，在危机年代，财富更快地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自由公民越来越多陷于贫困化和破产。这样公民之间就分化出了诉求并不一致甚至利息相对立的阶级，而无法再度成为一个有着共同方向、步调一致行动的整体。
富人阶级会努力让自身的经济地位转化为政治地位，之后让政治地位成为法律地位，并谋求将这种地位优势世袭化、制度化、永久化，这将开启一个新的人奴役人的时代，公民社会和城邦民主制将不复存在。
斯巴达人依靠更古老的传承，他们的军政一体及奴隶制度只能适应一定规模内的统治范围，当他们统治希腊后，无法维系原有的秩序，也更无法应对财富涌入对社会的改变，因此他们比雅典更快的瓦解了。
无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规律都会持续地发挥作用。
战争之后。
公元前404年3月，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和投降告终，但结局却不是雅典的消亡。斯巴达人在雅典扶植了一个寡头政权，但一名叫色拉西布洛斯的雅典人发动了起义，最终在公元前403年完全恢复了雅典的民主制，10年内重建了舰队、城墙和独立地位，25年之内重新获得了之前的盟友支持，恢复了实力。之后雅典继续繁荣发展，没有发生内战或政变，直到前4世纪末。
而斯巴达人公民数量持续、严重地下降，内部发生分裂，外部统治也无法维系。战争结束不到30年，斯巴达被底比斯击败，走上了长期衰退的道路。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控制希腊。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病亡，帝国分裂，古希腊终结，希腊化时代开始。
题外话：
古希腊已经离我们远去，因为它不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度，而是一个文明。
我们可以在巴黎说自己站在大革命时期那个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地上，可以在威尼斯说自己正站在14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土地上，可以在中国的各处说自己站在古老华夏的土地上，但是在如今的希腊共和国，我们很难说自己站在当初那个希腊的土地上，尽管仍有一些遗址残存，但当初的文明气质已不复再现了。
也就是说，作为现代人，我们已经没法从物理上见证古希腊了（可以见证一点点，毕竟还有遗迹），而只能在典籍中去追寻。
但是，一个叫做UBI Soft的法国游戏公司，给了现代人一个选择的机会。这个公司出品了名为《刺客信条》的系列游戏。从最开始，游戏就和历史中的特定时期与人物紧密结合，如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独立战争期间的波士顿等。
2014年，UBI做了一个惊人之举，它在《刺客信条：大革命》中完整复刻了1789年的巴黎，杜乐丽宫、卢浮宫、巴士底狱、巴黎圣母院等数十个地标名胜均完整再现，和现实建筑别无二致。除此之外，巴黎的建筑、人们的服饰、日常生活、店铺招牌、登场人物等均完美考究和复现，最终实现让玩家如梦幻一样踏上二个世纪前的巴黎街头。
并且，在巴黎圣母院烧毁后，游戏中的巴黎圣母院竟然成了人们最后可以游览和缅怀之处。
在下一步作品中，UBI再接再厉，复刻了19世纪中叶的伦敦，并且版图比巴黎更大，其中容纳了7000多幢建筑，以及白金汉宫、特拉法尔加广场、查令十字街等数十名胜，并且玩家在此时的伦敦市中可以见到狄更斯、卡尔-马克思、达尔文、南丁格尔、贝尔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UBI的野心不止于此，它不再满足于只复刻一座城市，而是在最新的二部作品中，分别复刻了托勒密王朝末期的古埃及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古希腊。尤其是在《刺客信条：奥德赛》中，整个复刻的古希腊世界西起凯法隆尼亚，东至希俄斯，北起古马其顿，南至克里特岛，面积约为35万平方公里（游戏中有按比例尺缩小），UBI根据遗迹、史料、雕塑、壁画甚至出土的钱币，努力考究，重现了其上的城邦、神庙、地标、村镇、农田、地貌以及风土人情，还原了古希腊人的生活，让人叹为观止。
《奥德赛》就像一个时空隧道，让现代人能够穿越时间长河，重新踏上这片二千多年前的土地，在这里能够见识到繁荣的雅典城邦，参观帕特农神庙、狄奥尼索斯剧场与雅典娜雕像；能够游览阿尔戈斯、斯巴达、底比斯与奥林匹亚等风格各异的城邦与神殿；能够在海上航行，拜访巨大的波塞冬像、克里特宫殿遗址以及锡拉火山群岛，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加入两大联盟的军团战争，以及拜访温泉关的狮子像；能够和斯巴达传奇英雄伯拉西达并肩作战，和苏格拉底参加人民大会，和希罗多德一起航行，出演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以及结识伯利克里的神秘爱人阿斯帕西娅。
《奥德赛》甚至还超越了游戏圈，它开发了纯游览的《发现之旅》模式，聚焦古希腊文化，我们可以在这里通过历史人物指引导览，以及文化影片，在游戏中学习古希腊各地的自然、社会、城市、艺术、政治等方方面面。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因为无法前往希腊进行教学形成，许多史老师让学生通过《奥德赛》进行希腊历史的线上学习，为此UBI经过练习，赠送了学生们限时的《发现之旅》使用许可。
所以，如果对古希腊或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兴趣，可以考虑《刺客信条：奥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