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留守记》读后感
看了这个题目，都知道我是在套用鲁迅文章的题目。不过，今天，用在读雪峰先生的《武汉留守记》上，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雪峰这本书，武汉封城后就开始动笔，一直记录了武汉疫情期间他在“围城”中76天的心路历程。据聂震宁先生统计，围绕疫情，中国出版界先后共出版了600多种相关的图书。虽然我没有详细研究，但我相信，在全国各地出版的有关抗疫的图书中，这是一本唯一来自武汉疫区中的出版人的自述。所以，尽管出于某些原因，书稿被删除了不少内容，但这些保留下来的十余万字文字，还是能够触摸到在那难忘的76天里，武汉这座城市的脉搏，以及作者本人心潮起伏的频率。
这本书没有宏大叙事。文中既没有正面描写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详细情景，也没有正面描写医院里医生如何救死扶伤的紧张过程，当然，也没有病人辗转病榻的悲惨场面，更没有敲锣、撒钱、跳江、跳楼、跳桥、自缢的极端事例。买菜、做饭、购物、送爱人上班。为能吃到热干面而欢呼，为买到一袋小龙虾而兴奋，为朋友寄来的一箱橙子而感动。这些平时看来太普通太普通的琐事，但放在被封城的武汉，一切都显得那么难能可贵。那个一次又一次冒着危险送妻子到医院上班的丈夫，四处奔波寻找一家人生活用品和药品的男主人公，为全家人的饮食而学习厨艺的出版社总编辑，义无反顾按时上班去救死扶伤的女医生，还有那个初学作文写下人间大爱的“小祖宗”。通过作者娓娓而谈，你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辛酸、无奈，甚至是恐慌，当然，也感受得到主人公的坚强，克服困难的决心，还有，对政府，对生活的希望。
当然，感动人的是书中的一个又一个细节。如他为了一盒儿子爱吃的四季美汤包，一条鲜鱼，一包热干面，作为家中的“爷们”，是如何“奋不顾身”地一次又一次四处寻找。如他奔走在一个又一个超市中，拎着抢购的大包物品，步行或者推着车子走几公里，以至于累得瘫倒在床。为了让一家人改善生活，他经常下厨操刀，以至于被热油烫伤。为了支持当医生的“内子”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步行接送妻子上下班。还有，封城后不断飞涨终又落下的菜价，窗外的鸟啼，天空中的春雷，记忆中武大的樱花，还有第一次吃热干面的感受，开城后走进地铁站时的感动，被困在城中的雪峰，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细微的笔触，传递给读者疫区现场的真切氛围。
当然，这本书也侧面描写了武汉战疫的全过程。从封城到封小区、封楼栋，从打破了车窗的志愿者，到出版局机关大院里的后勤主任，从市政府给医生家属的一封信，到外地赠送的一棵包菜，还有，那空中隆隆飞过的军机，陆续关仓的方舱医院，到武汉解封，那逐步恢复开动的公共汽车、地铁和水上航运，那可以让人进去的大商场。这每一微小的变化，对于围城中的上千万武汉人而言，当时都是牵动人心的。这些变化，雪峰按着时间的顺序仔细勾勒，还原了封城中的武汉的精神面貌。
雪峰在书里写到某一位领导去了海南，我知道，他写的就是我。但是，因为有雪峰这样的同事，还有小区的邻居，我虽然离开了武汉，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段时间内武汉的呼吸，武汉的表情。说实在的，我是噙着热泪读完了雪峰这本书的。因为，我与雪峰和几位同事办有一个“出版六家”公众号，因此，我们在微信群里，有着不间断的联系。他在书里所写到有些事情，我们在群里曾经有所交流，这本书里他可能写了但没能存活下来的那些往事，我们在群里也曾讨论过。庚子年的武汉记忆，确实有太多太多让人泪奔的故事。譬如书中写到的那些因病逝去的一批精英和专家学者，譬如李文亮，譬如武汉市民在窗口高唱国歌的情景，还有那时人们创作的一个又一个段子。
正如雪峰所写，他的“内子”在医院，所以，早期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预警信息。在我的手机里，还保留有他当初发给我们的这两条微信：
内子上了发热门诊。一上就是24小时，穿得跟核反应堆工作人员似的。（1月21日）
说实在的，我们当初对他揿下的闪烁红灯并没有引起警觉。因为我们都是看《新闻联播》和读党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相信主流媒体的权威报道。当时，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世界人民觉得中国是疫区/全国人民觉得湖北是疫区/湖北人民觉得武汉是疫区/武汉人民觉得汉口是疫区/汉口人民觉得海鲜市场是疫区。”我们这些生活在武昌的人，觉得病毒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当时，百步亭举办了百家宴，省委省政府举办了春节晚会，主流媒体上先是辟谣后是说“可防可控”。至于有人说汉口的医院人满为患，我们感觉这一切都像在说隔壁老王家的事。除了病患和家属，整个武汉市，大多数人该吃还在吃，该玩还在玩。1月16日，我还去了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附近的一个单位开会，同去的司机还在大街小巷走动。不过，我的儿子在香港工作，他在媒体上看见了很多关于武汉疫情详尽的报道，那上面有当时认为是不怀好意，夸大其辞的数字。本来他们夫妻俩计划一起回到武汉过年的，但风声日紧，只好改变计划，但他要求我们也一定要离开这里，并且自作主张为我们订了去海南的机票。
后来，武汉医疗挤兑的情况大家都从媒体上看见了。我退休后返聘单位的一位同志，一家几口都患了新冠，本来是水果湖首脑机关的，结果四处托人，仍无法住进医院。直到建了方舱，医疗资源缓解，才得以安排进去治疗。在那个时候，出版社的一位同志，一家人住不上医院，在互联网上发帖子求救，碰巧被我在手机上看见了。我转给雪峰，请他这位总编辑出面救人。这位同志其实当时已经调离开这家出版社了。雪峰没有推辞，四处找熟人和关系，给他安排医院。后来他给我发来短信，已通过了三条不同的渠道找人，应当说，住进医院是大有希望了。
大家知道，电影导演常凯的父亲，本来是同济医院的退休员工，但也照常住不上医院，一家人命丧新冠。我的一位同事的战友父亲，开始天天拖着病体去医院打针，后来因为没住上医院对症治疗而去世。我原来所在出版社的一位社长，节前离开了武汉去了岳母家，结果大年初一在外地新冠发作，医院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但由于当地医院救治得力，死里逃生。如果他留在武汉，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毫无疑问，与常凯一家的命运差不多。当时，武汉市长在电视上介绍武汉有500万人在封城前外出，网上曾引来一片非议。但从现在看，如果这500万人都还留在城内，无论是物资供应，还是医院资源，都是不堪重负的。因新冠死亡的人数，恐怕在现在的基础上，还会增加不少。病人的跨境转移，唐山大地震时已经试过；现在欧洲的很多新冠病人，也是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治疗。
那位四处求救的员工，因为雪峰等的不懈努力，后来终于得到了救治，转危为安。雪峰在书里没有写到这个故事，可能他做了太多的工作，这些助人为乐的“小事”，他大约已经忘掉了。
疫情结束后，武汉开城，我回到武汉，见到很多的同志，他们描述当时城内人们的焦虑、恐慌，长夜难眠，认为自己至今心理上还存在着阴影。所以，读雪峰的《武汉留守记》，感受他在最困难时期的坚毅、勇敢，听之任之的泰然，更加为之感动莫名。用一句套话，个子本来不高（1.65米？）的雪峰，在我的心目中，渐渐变得“伟岸”起来。当时，我虽然没有身临其境，但我身边的其他人，至少有两个人，曾告诉我在疫情期间，他们家的“爷们”吓得连门都不敢出的情景。所以，如果不是雪峰本人写在书中，他以男子汉的责任感，出版人的职业精神，义无反顾地照顾家人，处理公务，坚持写作，做网络直播，我不会知道这位瘦小的男人，危难时刻，是那样的从容不迫，成为家里的擎天柱和单位的顶梁板。
新冠疫情这场席卷世界的世纪灾难，文学史上将来一定会留下很多优秀的作品。如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薄伽丘的《十日谈》，它们因为对当时的疫情或真实或抽象地做了形象描述，至今这些作品仍冲击着人们的内心情感。作为纪实文学，正面描写抗疫战场的英雄事迹，四面八方支援武汉的无私壮举，团结人鼓舞人，是有其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但雪峰这种个人视角，零度叙事，把一家人生活中的点滴纪录下来，有些像那位犹太少女安妮躲在阁楼上写下的日记，尽管平凡，但更加感人至深。虽然这些琐事在平时看来不足为道，但在特殊的时期，面对各种困难时的无助，获得解决时的欣喜，却折射出人性的光芒。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个人叙事更有温度和可触摸感，既有文学价值，也更有历史意义。将来如果后人研究这次疫情，雪峰的这本个人信史，一定会成为专家案头的宝贵资料。作为武汉人，在疫情期间也曾关注着城内发生的一切。我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很多催人泪下的事迹，有很多应当让人记取的教训，遗憾的是在这本书里没有呈现，以后在适当的时候，雪峰可以修订本书，让它变得更丰富更全面。
当然，尽管这本书因为适应需要，编辑和出版社做了很多的瘦身工作，但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同仁，那位主动约稿的李清霞总编辑。如果没有他们本着出版人的责任感，及时地约雪峰写下这本个人自述，2020年新冠疫情中就会少了出版人的声音。所以，我在前面用了这个题目，是要说明，有了这本书，历史就会记住出版人在庚子之难中的苦难和曾经的努力。有了这本书，当类似的灾难再冒出苗头时，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就会相信内心的选择和常识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