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疯癫与文明》一书是20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作为一部人文科学史著作，《疯癫与文明》全篇渗透着一种批判与悲悯的氛围：人类主体为何把自己当作知识的对象？要如何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
本书在叙述结构上最为亮眼之处在于，用“考古学”、“系谱学”而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来探析疯癫史。简言之，本书没有严肃的年代史痕迹，也没有在每一个细节去求真求实。也即是这样的似是而非的笔触，在探讨关于“疯癫”的历史沿革时，让这种表述方式具有动人的沉浸感和与讨论对象相呼应的“非理性”。此外，每一个叙述节点都用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愚人船、禁闭所、疗养院、精神病院等）来牵引，引出在每一个时代中理性与非理性、交流与缄默、疯癫与文明间的对峙。这不仅仅在画面感和文学性上充满生命力，也给了阅读者广阔的视角和思考空间。
一、疯癫定义问题上的躲闪
本书在一开始即明确了疯癫的讨论范围，“在理性与非理性互相疏离的断裂，由此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的时段”，也就是说讨论的是理性与非理性斗争尚未停止，疯癫尚未被区分开来的时间段。
尽管如此，全书始终没有给疯癫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反之，倒是围绕着疯癫涉及了许多类似或者对立的概念。疯癫与交流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人类出于致命的自负和压制的欲望，以理性为指导，相互确认着疯癫。人们进一步不交流、拒绝交流，甚至只用通过疾病建立的语言关系交流。我认为在这背后支配的早已经不仅仅是理性了，更有一种对异己感的恐惧，和自证自己正确的强烈欲望。失去了平等话语权，疯癫一直在自我禁闭中发展，即使没有交流，它仍然一代代地以自己的方式，独白着自己所信仰的“理性”。
疯癫与流放的微妙关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浪漫的一面，有远居世俗之外的超脱感。在文艺复兴“愚人船”一章中，驱除这一行为被赋予了诗意与温情，纵使被驱除总是被迫的，但是疯癫者的归宿确是一个开放的结局。“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他一旦下船，人们不知道他来自何方，只有在两个都不属于他的世界之间的不毛之地，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这让我想起中国的文官流放，他们与官场不容，进而被驱除，希望在不毛之地实现自己那不被认可的政治理想的人不在少数，比如辛弃疾在下放湖南时积极地建立的飞虎营，苏轼在杭州时治理西湖等等。在我看来，在疯癫的早期认知中，也许排除是一种包容和妥协。
接下来的一组概念，让疯癫染上了浓厚的黑暗气息。“疯癫是已经到场的死亡，也是死亡被征服的状态”，这里把疯癫拟制成死亡，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对疯癫的恐惧？在15世纪前，中世纪的战争、瘟疫、骑士时代的终结，让人们转而思考自己的生存，转而意识到死亡带来的巨大虚空。“人们一度因疯癫而看不到死期将至，因此必须用死亡景象来恢复理智”所以说，疯癫让人的头脑变成骷髅，提示着人们死亡将至。
而我们所说的“头脑变成骷髅”，是人性的丧失和兽性的觉醒。人类在描绘怪异形象时，屡屡出现的是某种人与兽的怪异结合，古希腊神话中的米诺牛等等。这些人兽形象一定程度影射了人潜在的返祖兽性，“动物界逃避了人类符号和价值的驯化，反过来揭示了隐藏在人心中的无名狂暴和徒劳的疯癫”。此外在这个讨论维度上，疯癫成为可展示的有距离感的奇异景观，“狂暴发作的疯女人像狗一样拴在囚室门上，通过铁栅给他们递进食物和睡觉用的稻草。”而束缚疯癫的收容院则具有囚笼的形象和动物园的外观。对疯癫与兽性这个对应概念再进行深挖，我发现其中宗教、神性、人性都掺了一脚。当人们讨论基督教十字架上的疯癫时，原意在于羞辱虚假的理性和歌颂不被尘世间非理性的人所不能辨认的智慧。但是本书提到另一种观点认为“疯癫是上帝在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借此表面人身上没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赎的…疯癫是上帝仁慈的最远对象。”就这样，由于神性的在场，疯癫---这一人类的终极真相，可以得到救赎（在宗教话语中）。
二、疯癫的认知史
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到古典时代隔着栅栏的禁闭所到近现代模拟家庭的精神病院。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上，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可逃，他被送到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被交给不可捉摸的命运，他是最自由也是最开放的囚徒。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是最为田园牧歌式的疯癫：一方面以《唐吉诃徳》和《麦克白》为两大支柱的疯癫文学把疯癫体验的悲剧性揭示出来，另一方面疯癫从世界边缘走到中心。在解放人性的时代里，对疯癫的诠释是带有目的性的多面化和带有奇异魅力的正面性。时代借助着这种极端的力量，阔开了理性探讨的开端（启蒙时代）。
早期的疯癫在意蕴上非常丰富，贯穿其中的是借助疯癫抽象意义的反讽。疯癫有对知识的反讽；“从长期流行的讽刺主题可以看出，疯癫在这里是对知识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种喜剧式惩罚。”；有道德讽喻的形式；“属于道德领域的还有寻求正义惩罚的疯癫。它在惩罚头脑混乱的同时还惩罚心灵混乱”。这让我不禁想到炫耀懂“茴”的数个写法的孔已己、《狂人日记》中吃人的意象、被旧式道德逼疯的祥林嫂、以及在沉默里爆发的繁漪。在动荡的近代中国，这种悲剧反讽文学式的作品不在少数。再往前看看那些魏晋时期的风流才子，嵇康撸袖打铁，阮籍在葬礼上白眼示人（独对嵇康示以青眼），刘伶酒后裸奔等等，他们都是在用自己在世人眼里看来疯癫的行为，诠释着一种内在的礼教反抗和讽刺。
在古典时代，对疯癫的态度由文学式的探讨变为政治手腕的强制隔离。禁闭所与医疗毫无关系，但是却与王权教权纠葛不清，“总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在150年间，禁闭已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时代对疯癫是以文学来驯服，那么古典时代则是用政治来压制。此外，这个时代对疯癫的解决措施带着特殊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治安色彩。在禁闭院出现之时，医疗意义微乎其微，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一种绝对的劳动要求，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对劳动道德的维护。“在全欧洲，至少在最初，禁闭都有相同的意义。它是应付17世纪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项。”我们可以得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禁闭所都被用于收容失业者、懒汉和流民。这其中的经济意味在于对市场劳动力的控制，就业饱和时，他们是廉价劳动力；失业严重时，他们作为骚乱和起义的潜在力量被控制与预防着。如果说，古典时代之前的对于疯癫的排斥是出于宗教与文化，那么古典时代的对于疯癫的排斥无疑转移到了生产商业与政治领域。劳动作为资本世界最为重要的一环，早已成为了一种道德信念。
在近现代，关于疯癫的的探讨被纳入了精神层面和家庭层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精神病院所体现的审判意味。将疯癫者单独置于一种与自己的精神所不容的环境，给他创造一个不受保护大环境，使他不断地自我争论、怀疑与感到焦虑。只有当医生判断疯癫者已恢复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疯癫者在压制自我的痛苦中承诺克制自己，这场审判才告一段落。“疯人不停地扮演着名不符实的陌生客人的角色……接受无声地强加给他的某种社会人格……他付出的代价是使自己屈服于这种匿名状态。”自始自终，精神病院变成了一个有着严格奖惩系统的审判世界。
说到审判，自然也离不开法律。一开始，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自文艺复兴以来，疯癫的面孔始终模糊不清，而束缚它的对立物却日渐体系系统化？本书回答了我这个疑惑，在每一个时代，理性都在更迭发展。而疯癫之所以面目不清，一者在于，每个时代的时代喜恶和时代道德不同。从前穿裤子的女人是疯子，现在女人的裤子和裙子一样正常。二者在于，理性的队伍在壮大，不断吸收着许许多多被误解的疯癫，而疯癫已经慢慢地被驯服了。本书还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论断，疯癫者在法律地位上类似于未成年人。这是一个理性成熟与饱和的年代，少数的疯癫被认为是未成年式的幼稚表现。在这个推断背后，是未成年人与父母的暗喻，是社会拟制模拟家庭的权力冲动，是家长主义在法律和精神领域的影射。
三、深刻的“片面”
如果说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与疯癫的争执是戏剧性的辩论，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不禁让我思考疯癫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讨论疯癫这一概念离不开对社会秩序的探讨：人是各种狼突奔的力量的集合体，疯癫在一开始也许是被推崇的状态，这从古代西方世界的酒神崇拜可见一斑。在早期，疯癫被视作超人入神的表现，那些精神错乱被看成沉醉于神世界。《红楼梦》中甄士隐家破人亡后变得神志不清，摇摇晃晃地在大街上唱《好了歌》，随后便脱尘入仙，也可以视为对这一点的呼应。
奇妙的是，随着神秘主义的消亡，神话不再主宰人们生活，疯癫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隔离、驱除与惩罚都表示，社会的现世性在加强，许多力量与信念被凝固为秩序和制度。在这种相信社会，信仰秩序的氛围下，疯癫作为一种异常的表现是绝对的压制对象。我们可以说，知识越丰富，秩序越森严，疯癫受到的压制越严厉。排异感是整个人类和社会无法抑制的冲动。
我们也可以说，整个人类和社会是一个抽象的“自我”，出于对“自我”的爱护，这个整体的部分零件可以牺牲掉（也可以说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异化）。有些疯癫一开始就不属于“自我”，它是站在“自我”对面与之斗争的一方。而奇妙的是，在斗争中，一方面，“自我”在被攻击中变得越来越坚固和确定；另一方面，“自我”在斗争中惊奇地发现，许多的所谓的疯癫可以加以控制后收纳进来（例如言论自由）。在每一次破与立当中，我们发现文明变得越来越厚重和多面。用一句流行的台词说是“一切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的确，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些事物的反面力量。争鸣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吵吵闹闹的争论过程，而在于:大狗叫，小狗也叫，多数与少数，群体与个人，特立独行与循规蹈矩之间的平等互动。我们永远不知道，今天的片面之词是不是明日的通说。二元的激烈角逐下逐渐溶为更广意义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