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读后感
天公不作美，一连十多天阴雨连绵，一部精简版的《宋史》也终于读完。
然而，拿起又放下的，是厚重的历史；拿起便放不下的，是翻卷后漫溢的思量。此前读秦汉史，满纸皆是睥睨天下的霸气；读唐史，字里行间尽是吞吐山河的豪气。此后读元史，扑面而来的是金戈铁马的征伐之气；读明史，彰显的是铁骨铮铮的浩然正气。唯有这《宋史》，读来总觉几分诡异，带着挥之不去的沉郁与压抑，一如这连日的阴雨天，透着股清冷的寂寥。
宋朝脱胎于唐末五代十国的乱世，根据首都与疆域的变迁，分为北宋（960—1127）与南宋（1127—1279），两宋共历三百二十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既有兼容并包的自由风气，也有墨守成规的体制束缚；既有市井繁华的开放景象，也有程朱理学兴起后的思想禁锢；既有偏安一隅的安稳岁月，也有烽火连天的动荡时局。盛衰在此交融，雅俗于此碰撞，忠奸于此缠斗，战与和的抉择反复纠结。
它曾是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汴京的繁华盛景载于史册；它也是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三项均在宋代发展成熟；它更是文化鼎盛的时代，宋词与唐诗双峰并峙，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可就是这样一个富庶繁荣的王朝，军事上却长期积弱，屡屡败于周边外族政权之手。汴京的雕梁画栋、杭州的湖光山色，在后人眼中，既是令人神往的人间胜景，也藏着道不尽的遗憾与喟叹。
北宋与南宋一脉相承，却因相似的战略短视走向覆灭，着实令人扼腕。北宋联金灭辽，最终引狼入室；南宋联蒙灭金，同样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终究没能逃脱唇亡齿寒的历史铁律。
北宋的朝堂，始终在变革与守旧的拉扯中渐趋衰颓：寇准的正直干练、慷慨有节，抵不过王钦若的偏狭短视；王安石心怀天下的变法图强，抵不过司马光一派的因循守旧；范仲淹、李纲的雄才大略、侠肝义胆，斗不过吕夷简、蔡京之流的投机钻营。
南宋的江山，则在战与和的摇摆中步步倾颓。表面看是忠臣与奸佞的对决，实则是各方势力的利益博弈。忠良之臣欲报国，需要朝堂的支撑；奸佞之辈要弄权，同样离不开权力的平台。而掌控这平台的帝王，其格局与眼光，便成了王朝存续的关键。
忠者之所以为忠，在于他们直面现实、识大体顾大局，始终以家国为重、以百姓为先；奸者之所以为奸，在于他们巧言令色、唯利是图，穷尽权术只为满足一己私欲。于是，便有了世人慨叹的局面：君子常败于小人，忠臣难敌奸佞。宗泽、岳飞、韩世忠、文天祥、辛弃疾等人，或壮志未酬，或含冤而逝；反观秦桧、汤思退、韩侂胄之流，却大多得以寿终正寝。
有人说，忠臣们的悲剧，源于不识时务，源于愚忠，源于奸贼的构陷。但究其根本，葬送他们的，何尝不是帝王的猜忌与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