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后感
【编者按】本篇文章作者绿洲，是长沙松坡读书会书友周子瑜的朋友，因从朋友圈里窒息长沙松坡读书会第7期，组织书友阅读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经典作品《乡土中国》，深受影响，也跟读了此书，如是也就有了一下感想。虽然是一篇“迟到”的读书笔记，但绿洲先生这种深度的思考，值得我们读书会的诸位书友学习，借鉴。能从具体到宏观架构，再回到当下的社会现实，深入阐述该书的某一个点。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深刻剖析了中国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里的农民世世代耕种土地，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离开了土地就没有了安全感。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农民从他们的思想到内心，都不会轻易离开土地。闯关东的山东人听说关外有一块广褒无垠的土地，便成群地去闯去找。现在的年轻人离开家，到遥远的城市打工，他们都要在老家有一处房子，有一块土地。无论走多远，无论打拚的好坏，那一处房子、那一块土地永远都是他们的“安全岛”。
《乡土中国》一书也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披着面纱的政治，让我们了解各种外衣下包裹着的内核。中国的土地问题一只存在着。明朝败亡在哪里？在于亲王分封土地、权贵抢夺土地，豪绅大户扩张土地。农民十之有九是佃户，只能受盘剥压迫，且没有抗风险能力，稍有天灾人祸，便家破人亡，只能揭杆而起。李自成从商洛逃出时仅有千余老八队义军，然而他到河南后，不攻城，只践行他的政治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赈济灾民，不纳粮赋，不到一个月起义军神话般壮大到十万之众。
正剧里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马列主义者因为喝了洋墨水，自认高明，总是抱着苏联的某些教条，不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太上皇架式指导中国革命。于是攻打大城市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建立根据地成了占山为王的流寇。屡战屡败成了必然的结果，屡败屡战成了考验革命意志的试金石。而从山沟沟走出的毛与农民在一起，想农民之所想，且精读古书，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提出在农村建立政权，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国内战争也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可见土地对于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
新中国成立的标志是土地成了国家的，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在大跃进时期，土地的使用权也收归国有，农民想种什么不由农民说了算，而由各级政府说了算。这是在土地政策上的又一次循环的左倾思想，最终导致放卫星、大锅饭，饥荒。
改革开放，安徽小岗村首先把土地分到农户，农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权，有了自由支配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田还是那块田，昨天饿死人，今天吃饱饭。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卖地“造房革命”从大城市悄然开始（此处不称运动，也不称现象，而称革命，是因为它对以后的中国，对国人的思想产生了不可预测的深刻长远的影响）。这场“革命”有它积极的一面，它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积聚了大量财富，高铁、高速公路伸展到全国形成一张密集的交通网，高楼林立，仿佛中国进入了世界富国、强国之列。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政策的短期性、急功近利性、不顾实际的东西与南北，沿海与内地、发达与落后地区的一刀切，造成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模糊，由此而引起的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并引发权力寻租，官商或明或暗地“合作”。于是市长会卖地就是一位执政能力强称职的好市长。商人不需要文化，文盲只要会“种房”也会成为亿万富翁。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的价值论似乎也不灵通了。纲法废驰，价值取向颠倒，钱取代了一切，成了真正的上帝。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没有了信仰，失去了精神的家园。
如何理顺社会乱象，如何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还是要从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入手。对土地问题不能采取简单的一刀切政策。要分沿海与内地、发达与落后、平原与山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要从过去的“简单的卖地”到“复杂的卖地”转变，再到承租土地的转变。从本原上体现土地归国有的主体性，从根源上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走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要从一开始便杜绝一卖了之的直线条思维。要合理分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要建立土地使用权的行政等级，要提高土地使用权差异化管理的行政能力。真正使农民在一条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使农村实现城镇化、庄园化，使勤劳的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