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读书笔记

《走出中世纪》读书笔记

《走出中世纪》是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论文集，初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本世纪初又增订再版。朱维铮写作特点在于嬉笑怒骂，立场鲜明。“中世纪”这一思考带着强烈的八十年代色彩，朱维铮以“走出中世纪”为题也是对当时时代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因此此书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些过时，也有一些思考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中世纪”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史学，一般指起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中灭亡到1500年左右文艺复兴这一时间段内欧洲的历史。“中世纪”这一叙事往往象征着黑暗、蒙昧的封建主义要素。“中”这一隐喻不仅暗示“中世纪”叙事预设了一个先在的、古典的、理性昌明的时代，即古希腊、罗马的时代，而这一文明时代为野蛮的蛮族入侵所摧毁——理性的时代崩毁了，理性由此进入黑暗纪元；更暗示了“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的理性崛起并再度昌明的历史线性发展。“中世纪”叙事带有强烈的历史目的性，而线性的、编年的、目的性的西方历史学则共同起源于基督教史学观念：人类在地上的历史是通往审判、得救赎的历史。尽管“中世纪”叙事对罗马公教统治欧洲的历史极尽贬斥，仍脱离不了基督教史学观念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精神本就自基督教中诞生，被指认为崇高的“理性”也不过是通过基督教视角对古希腊文本的再重构。

考虑到朱维铮写作这些论文的时代，国内对西方中世纪史学研究尚浅，那时学者讨论“中世纪”的语境仍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境下的“中世纪”，所以朱维铮在此书对“中世纪”这一定义并未投去关注的目光，而是直接发问：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这一做法在今天看来甚为不妥，但联系到八十年代的时代气氛，对中国是否“走出中世纪”、如何“走出中世纪”这样问题的关注有着浓厚的现世关怀，朱维铮正是在当时现实的关照视角下考虑“走出中世纪”这一问题的。正因此，此书的出版引起当时社会的强烈反响。

朱维铮认为，中国走出中世纪不在于晚清，起始点或许更早至晚明，而晚清龚自珍提出的“自改革”思想也说明中国存在自主“走出中世纪”的可能。这一论点的提出有几个前提。朱维铮将“中世纪”这一概念代替了新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中国“封建主义”，并将“中世纪”上限提至秦代大一统专制王朝的诞生。于是“走出中世纪”这一问题事实上变为“走出专制集权”，而发问中国何时/如何走出专制？问题内核之变，则切入点随之而变。朱维铮写道：“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犹如长在中世纪社会关系的躯体上面的一颗脑袋。”（第21页）在朱维铮“专制政治”与“基督教”等同的“中世纪”叙事中，对等的隐喻是什么呢？被专制制度下恐怖统治的“基督教”（对应中国的经学）遮蔽的正是关注时事政治、追求民主和道德自觉的“理性”，朱维铮将中国的“走出中世纪”叙述为中国废除专制制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过程。朱维铮围绕这一叙述展开论述，考察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在华活动与王学的关系，试图论证王学这一经学内产生的异端具有与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相似的精神内核，都试图打破统治学说的思想束缚。进一步，朱维铮考察王学、传教士与明末清初汉学之关系，论证清初汉学之兴是对清廷以程朱理学为统治学说的抗争，认为这种对专制统治的反抗存在着中国自主走出“中世纪”的可能。

当然，此书收录的论文颇多，关系方方面面，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拓展的问题。就现在来看，朱维铮的写作体现了他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走出中世纪”这一叙事在朱维铮处实际上尚未完结，这一叙事带有时代的、政治的因素，但其学术性的一面也值得思考。正如朱维铮所说，“西方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非常崇拜地球那一边的中央帝国。……人们都明白伏尔泰等正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参照系，皆以评判欧洲本身的种种事物，特别是妨碍政治近代化的那些痼疾”，类似的说法常出现于朱维铮的论述之中。在这里的问题是朱维铮预设了近代化这一历史进程，因而对叙事的编排带有明显的目的性，而忽略了对古典与现代社会的进一步思考。朱维铮对“时空连续性”的强调也导致他为了叙事的连贯而忽视了传统断裂的存在。但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朱维铮站在当时历史的现实这一视角观照中国历史进程，这一叙事才得以产生。朱维铮对自己的立场、对学术与政治的联系毫不讳言，在八十年代来看，这一点值得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