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加坡》读书笔记
本书是在作者的前作《新加坡的经济转型之路》的基础上推出的扩充版和中国版，此次再版的改动幅度比较大，包括将书名更改为《解读新加坡》。本书的60多篇文章、专访或专题报道，涉及经济、管理、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些研究成果也算是对历史的记录和佐证，让我们看看新加坡和中国今天的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轨迹，今天的成就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取得的。
两国政府间的三个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重庆互联互通项目，是双方合作的真实例证与写照；近10万名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来新加坡接受培训，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更成为这些年新中两国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摘录自作者杨建伟自序
按章节序
第一篇 解读新加坡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其志，扶志必先正其心。
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成功，人民绝不能有依赖援助的心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参照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简单复制，暴力推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分析矛盾特殊性才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及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个经国务院批准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是参照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制定的。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弘扬契约精神。而不是耍小聪明，怎么方便怎么来，有捷径绝不走正道，让别人显得有点“傻”。
也感受到了新加坡的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那就是公司无论大小，在《新加坡公司法》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
第二篇 感受新加坡
有了超越自卑的勇气和强大内心，任何时刻都能成为你人生的新开始。
准确地说，这不是因为受到了谁的歧视或欺负，而是一种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情结。
从“海外孤子，颠沛流离。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到“利比亚、也门撤侨。”我们应该无比自豪：虽然中国护照不能保证你去更多国家;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遭遇何种危险，它都能带你安全回家。有了伟大的祖国，中国人才有尊严！
我们这些过番客，斩断了自己的根，寻觅另一种气候、另一种土壤重新扎根，欠缺的正是这种自信。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命运会做出什么安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人的智慧早有训诫和教诲。我们总是骑驴找马，囫囵吞枣。抛弃自己的东西 ，捡来人家的东西，结果还不知道就是自己丢的东西。
准确地说，忧患意识是新加坡的立国、强国之魂。
我倒是觉得在大陆，从一而终到退休，依然是大部分人的想法。因为缺少公平的就业环境和工作分配不均依然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能者多劳，多做多错；做对应该，做错必究”的两种极端的工作状态。
实际上，从一而终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不管是企业还是员工，都没有义务和责任向对方做出终身的承诺。
国企改革损失的是国家，被扫的是人民。“大锅饭”成了“小锅菜”，“铁饭碗”成了“大股东”。
裁员难，不裁员更难……当中国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和“铁饭碗”正在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
新加坡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犹如萧伯纳的“苹果”，你想要的东西必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交换。
新加坡的英文报和华文报是两份截然不同的报纸，而绝不是一份报纸的两种版本，这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作者的座右铭“事在人为，休言万般都是命；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面对新的环境，要么去改变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要么去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环境。看起来是两种选择，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选择只有一种。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交换”确实体现了《国富论》的“普世”价值观。
直白地说，新移民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对这个社会的认同和热爱，换取这个社会对自己的认可和接纳。
我的理解是“理想”存在于某个跨维度的圈子中。我在低维度的圈子生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理想的。
记得我们小时候写过作文“我的理想”，如果现在回到母校把这些作文翻出来看看的话，你自己都会说一句：幼稚。
在“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重必趋邪”的“官本位”名利观下，舍本求末地把“群众公认不如领导承认，群众赞扬不如领导表扬。”对立起来了。
“喜功者，必作伪”，中国古人千百年总结和锤炼出来的道理总是那么一针见血，叫人不得不服。
“教育产业化”演变成了“教育贵族化”，任由其畸形发展，必将破坏公平原则，加巨阶级分化。崇尚拜金主义，助长不正之风。
这场事故再次提出了“教育能否实行产业化”的严肃问题。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新加坡的好，不仅仅体现在生活条件好、生活素质高，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公平、公正程度高，社会治安、法制程度高，以及人际关系相对单纯、简单。
第三篇 新加坡外望
只有对公司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员工才会真正快乐用心地做事。你只要好好干，就一定会得到重用和提拔，你的今天就是后来者的明天，他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和希望。
谈到公司文化与认同感，作者认为，公司文化构成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使进入该公司者，不论其工作能力强弱，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并有所改变。这是一种认同感，其影响相当深远。
不管是变法还是造法，都要面对解决“法不责众”和“刑不上大夫”这一对矛盾体。
严格讲起来商鞅变法不是变法而是造法，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造法运动，而且他的法，是不许有特权的。
我们在“竭泽而渔”、“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夹缝中求生，慢慢成为"温水里煮的青蛙"。
损耗我们所依存的东西，到最后发现我们无所依附了。
面对一个在我们“卧榻之旁”最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民族，我们必须以强烈的历史自觉与时代担当，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日本人发掘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道理，将其应用到企业管理中，已经到了差不多无处不在的地步。
你之所以感到巨人高不可攀,只是因为自己跪着。没有得到你的同意，任何人也无法让你感到自惭形秽。
当我们向前一跃的时候，深藏在潜意识中的“不”，便变成了千斤重的砣，将我们的后腿扯住。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而排斥他的人，恰恰就是一般人心目中，最了解他优点的那批人。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肯花时间阅读那份报告，而且能够独排众议。
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公平，体制变革的滞后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显得步履维艰，社会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可是若要推广创新成果，实施变革，经理人便需要一种不带感情的诊断方法，以察知整个系统中抗拒创新与变革的根源所在。
这些明明可以用法律途径解决的事情，却要“花钱消灾”，实属中国特色的“法外成本”。
还有“钉子户”搬迁、承包商偷工减料和拖延工期以及申请水、电、气、通信等面对各路神仙的“意思”成本都不是小数。
外企不敢做，国企大胆做。市场经济催生的畸形资金链，国企成了滋生“三角债”的“重灾区”。
现金提货，生意做不大；一旦赊账，又恐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外商不敢做的事情，我们喜欢钻空子去做。“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文化的差异，不是靠耍小聪明来区分的。
“灰色”对中国人意味着如果没明确规定不可以做，那或许可以做；而对外商则意味着既然没有明确说可以做，那最好别做。
缺乏监管，无法无天是当前必须彻底解决的问题。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
例如，外企常遇到各种处罚，有些处罚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做出的，而是取决于执法者的好恶，处罚的尺度完全由个人说了算。
现在同一机构的不同部门通知基层开会，还会经常在时间上碰头。搞得基层干部分身乏术，你们就不能事先相互沟通一下吗？官僚主义作风对从下而上的意见，已经习惯性充耳不闻。
同一件事有多个部门管理，部门不同管理方式不同，要求也不一样，企业在运作中往往无所适从。
这里的“下级”应该指的是“中层”，真正的下级根本没有质疑上级的权利，也不敢有对策。不是反对无效，就是一票否决，总之就是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只能默默执行。
外商搞不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事情上级做出了指示，下级如果认为不重要或没有利益，执行起来会打很大的折扣。
这才是大部分求职者理想中的劳资关系，是橘生淮南则为橘，还是橘生淮北则为枳，取决于工作环境。
要精心设计激励和保留员工的计划。比如，建立信任关系，而不只是一纸合同；树立企业形象，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吸引力；责任明确，奖惩分明；定期和经常沟通；强调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让每个员工感觉有价值、有前途。
法律的威慑力在于执行，如果解决不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执法部门只亮相，不亮剑，民众失去的只能是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这些公司习惯于在法治社会做生意，它们有雄厚的法治经营社会资本，将打破中国市场经济中难以自拔的“不守法者总能得利，守法者总是吃亏”的囚徒困境，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带来新的活力，这是比实物资本更加宝贵的社会资本。
把先进的工业管理经验和理念带到了中国，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叠加的融合园区，为全国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积累了鲜活经验。
工业园区从根本上体现了新加坡的管理文化和体制文化，苏州新加坡工业园由于从一开始就是中新合作，既不容许对传统的体制进行复制，也不容许园区体制向旧体制回归。
思路决定出路，气度决定高度，细节决定成败，性格决定命运。观念决定态度，态度决定一切。
思路决定出路，细节决定成败。
说到公信力这个话题，突然想说一句题外话：公信力崩塌的雪崩里，没有一次形式主义是无辜的，“狼来了”多次之后，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
准确地讲，是“四大会计事务所”在经年累月的市场经济和客户服务中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这种权力被称为公信力。
以契约文化为特征的社会文化给新加坡社会带来了两高一低：社会互信度高，社会公平度高，社会成本低。
但更重要的是，大量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给中国带来了重合同、守信用、遵守法律、遵守游戏规则的合同文化和契约文化。
一语成谶，一念成灰。
因此它变得管理太多，自由太少；阶级太多，社群太少；官僚太多，人性太少；僵化太多，灵活太少；督促太多，理想太少……可以预见，下一代的年轻工作者将越来越无法忍受官僚制度。
我们目前还是停留在“封闭式”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运作中掩耳盗铃，无法自拔。
没有来自外部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与碰撞，董事会便容易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对外部环境的激烈竞争反应迟钝。同时，由于公司董事会由关系相近、利益相近的人组成，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其做出的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就不能不令人担忧。
一语道破基层人才流失的玄机，不愿意忍辱负重，必将陷入管理层“不为我所用，必为我所杀”的怪圈。
在封闭的权力环境中，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要么不愿意被引入，要么不容易被引入，或者引入之后也不容易发挥作用。
对权力的垄断，对法律的藐视，光天化日之下可以肆无忌惮，无恶不作。看不惯一些人的麻木和无动于衷，也见不得奸佞小人的得志嘴脸，只能请鲁迅先生出来说两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由于缺乏有分量的外人对决策层面和决策阶段进行监督，企业面对社会公德和社会正义没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心理约束，对弱势群体没有起码的恻隐之心……。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击鼓传花”式的干部和“亡羊补牢”型的政治生态，这不是一个炸药包就能炸醒的。
加薪也罢，组织工会也罢，都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充其量不过是掐掉了导火线，但炸药包还在那里。
不怕有问题，就怕回避问题。不怕有矛盾，就怕掩饰矛盾。
富士康事件是一个信号，是一记警钟。
第四篇 媒体专访与报道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与“兼容并包”的中国文化彼此相近，新加坡华人和中国人之间，最深刻的文化差异是对法律的态度。
最近，一位研究跨国投资的中国专家在新加坡的一个讲座上说，“新加坡商家在中国投资会做事不会做人”，这个报道见报之后，在本地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简单的人际关系，高度的法治环境，强烈的忧患意识，严谨的契约文化。我们所向往的美好，无时不刻都在寻找失落的象牙塔。
新加坡的好，不仅仅是生活条件好、生活质量高，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公平、公正程度高，社会治安、法治程度高，以及人际关系相对单纯、简单。在这里，人人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和生存，不论出身背景，人人有发展机会。
发展要有超前意识，顶层设计关键在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将熊熊一窝，兵熊熊一个。
新加坡会问日本五年之后要发展什么行业，然后立马培养与该行业相配套的工人，五年之后，新加坡政府问要不要来投资，日本人说为什么要去，新加坡人说我们有这样的工人。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杨建伟：三星董事长说过，没有一流的人才，就没有一流的三星，他作为董事长，把80%的精力用来找人才，20%用来做决策。
吸引人来，留住人心。好的工作环境能激发工作热情和无限潜能，反之也能扼杀我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新加坡一点油都没有，你去哪里干什么？”董事长的回答是，新加坡除了没有油，任何一个环节都比你强，综合下来，成本比很多地方低。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2015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再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任重道远。
“新加坡城市管理方法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建立了一整套严格、具体、周密、操作性强、没有回旋余地的法律体系。”
1978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在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借鉴新加坡经验”，“春天的故事”里又一次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在总结归纳新加坡的成功秘诀时，李光耀提出，一是正直和有诚信的领导人和政府；二是任人唯贤的政策；三是全民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四是选择了世界最通用的英文作为人们的共同语言。
“一语中的”，上面派来的干部，往往自恃高人一等，吆五喝六，指指点点。工作中脱离实际，轻视基层，不相融于群众，违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路线。
杨教授提出，“中国的国资国企改革，如果不改变组织部派干部的做法，是很难学淡马锡的”。
国情不能忘，自信不能丢。习总书记在建国95周年讲话中，增加了“文化自信”，提出了“四个自信”的要求，极具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同时也要牢记国情，保持自信，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要坚持从自身做起，扎实办好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