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772.
作者简介：曹锦清，现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1988）、《平等论》（1988）、《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 1995/2001）、《走出理想的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1997）、《中国七问》（2002）、《黄河边的中国》（2003）、《如何研究中国》（2010）、《中国要恢复和历史记忆相称的大国地位！》（2013）。
继伟人毛泽东记录闽粤赣的《毛泽东调查文集》、费老描写江苏吴江的《江村经济》、阎云翔老师描述东北下岬村的《私人生活的变革》、葛学溥描述广东凤凰村的《华南的乡村生活》、王君柏老师描述湖南乡村的《乡土与现代之间》之后，我们的目光来到中部地区——河南，开始阅读曹锦清老师出版于2000年的《黄河边的中国》。
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以日记的形式呈现作者1996年5月12日至6月26日及9月6日至11月21日的田野调查过程。在多年“向上、向外看”后，作者带着西方价值目标能否融入到中国现实中去、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景象，中国现代化如何实现的问题开启了“向下、向内看”的调查之路。选择中原乡村作为调查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其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属于内地的范围，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片古老的黄土地是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且延绵不绝的基地。费老于《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从土里长出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作者既想观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必绕不开在此过程中历史带来的种种牵绊。向后看的更清晰，向前的路才会更明朗，即从传统的角度看现代化。基于作者“向下、向内看”的初衷，全书均为单纯的纪实，描述具体详细，将其入场、调研、思考的过程全盘呈现，读起来并无难度。作为一个河南人，也是第一次如此深入看90年代河南乡村生活的真实景象。
作者调研足迹涉及开封、漯河、新乡、安阳、信阳、洛阳。发现问题如下：
一、河南干旱的自然条件
与江南农村不同，河南的平原地貌极其单调，更无河网密布的自然景观，多数地区庄稼生长全看天。相似的土壤结构、气候条件造成相似的种植结构，浇上黄河水之前，种植结构是一熟小麦一熟玉米（或红薯，或棉花），浇上黄河水之后，玉米被种植效益更高的水稻挤出，种植结构是一熟小麦，一熟水稻。能得到黄河水灌溉的农田，一亩小麦平均收700~800斤，一亩水稻平均产1000斤稻谷。浇不上水的麦子，一亩最多收500斤。彼时人口对土地压力持续增长，河南又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提高亩产的关键就在水利，而分田单干后，水利设施兴建成为难事，首先难以说服县水利局给村里投资，其次难以说服村民允许在他们的土地上挖河引水，打井灌溉成本又太高，相邻村落若处于上下游的地理位置，难以避免出现上游村民截流，导致下游村民无水可引的局面，村民为争夺灌溉用水发生械斗的事件多有发生。水资源的严重短缺与人口的严重过剩成为制约河南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
二、沉重的农民负担
村民与村干部对农民负担概念的理解并不相同，在村民看来，一切交给村干部的钱都属于负担，其中包括孩子的学杂费，具体每年需要交哪些名目的负担，交多少数额，很少有人能说得清。而据《农民负担费用总汇表》上所列，农民负担有三大项目:一是乡统筹项目及数额。包括教育附加费、优抚费、五保费、乡村道路费、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二是村提留项目及数额。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是交费出工记录。包括义务工、积累工，在计算农民负担比率时，只计算第一、第二项农民负担，其他如超生罚款属于行政征收范畴。以一个五口之家为例，每年夏粮需交人均102斤小麦，秋季交人均30元。水利建设义务工折款，一工折款10元。超生一胎罚款680元。此三项合计，一年负担858.6元。该农户全年种植、饲养、工商三项收入合计5746.8元。全年总支出5500.2元，其中农负支出占总支出的15.6%。若是家中只有一位失独老人，村提留乡统筹照交，收入却大大减少，个人生活压力极大，以致于被迫成为贫困户，甚至出现贷款交钱的情况。沉重的农负使村民怨气极重，把矛头都指向了村干部。
三、恶化的干群关系
“五六十年代是鱼水关系,八十年代是油水关系,九十年代是水火关系。”村民对干部不满，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地方政府对农民经营自主权的不合理干预。农民世代在土地上耕种，种植结构由自然条件决定，玉米和小麦一向是农民赖以为生的作物。上级党政为了提高农业这一块的经济效益,要求农民改变传统的种植结构，将重点从比较效益较低的粮食种植转移到比较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上来。每年给各乡镇下达各项经济作物的种植指标，最后指标的完成情况都压到村干部身上，村干部又向村民施压。如L乡被要求种植苹果和烟草。用粮田种苹果，三四年内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农民口粮就成为问题。若等到苹果上市时行情好农民可以从中获利倒也说得过去，若行情不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挨骂的对象自然是当初施压的村干部。其次，村财政不公开引起村民不信任情绪蔓延。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太重,超出一般农民的承受能力,且交什么款项、交多少,从来不向村民说清楚。乡村干部在征粮款时,往往层层加码，自己大吃大喝，中饱私囊。在村民眼中，村干部的房子成为他们贪污腐败的证据。“如今乡里的好房子，不是发了财的，就是当官的。”另一个直接引起村民强烈不满的是乡村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如用亲邻株连法对付超生户,带乡派出所人员武装入村征缴罚款。有村民说“如今的乡村干部越来越像旧社会的保甲长,越来越不像共产党的干部了。”再次，土地、宅基地分配不公平。政策要求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但每隔5、6年村中人口多有增减，村民就会要求调整承包地，实际上不同的村采取不同的承包期，在分给各户田地时，分到贫瘠田地的农户就会心生不满。宅基地分配同理，靠近道路的宅基地如被村干部抢先占去，或划分宅基地时收钱作出不公正的方案，村民们同样对村干部心有怨气。
四、善分不善合的农民
马克思把农民比作一个一个的马铃薯，高度相似但彼此独立，没有组织能力，无法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这种描述与作者调研所得相互印证。如河南经济发展较好的南街村、竹林村、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都是由于有一位能人带领。能人为村里发展争取种种资源，村民将这位带头人视为神灵一般，却不曾想到，带头人正是抛弃了头脑中救世主的期待，才取得如今的成绩，村民们却依然等待被拯救。再如村民对“青天大老爷”的期盼，对毛主席的怀念，都是将自身命运寄托于他人，扼杀了强自己身躯、精神的可能。
五、行政管理体制与官场风气
一是条块结合的行政划分使各部门配合沟通不畅。如财政局受财政厅直接业务指导，但身处市域又需要配合市政府工作，政出多门让人感到混乱。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所有工作落实最终都由村干部传达到村民，若积极执行上级政策，村干部难以获得群众满意，若让村民满意就不得不对政策执行做些变通，要么虚报数据，要么被上级指责工作不到位。村中流传的干部腐败言论多有使廉洁干部“逼良为娼”的嫌疑，村干部一职愈发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二是机构人员人浮于事，效率低。在县财政本身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每年有大量军队转业人员、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加入机构，需财政供养，预想的精简机构却越精简人越多。三是作风浮夸，形式主义严重。为凸显政绩在制定目标汇报数据时总要按照“超前量”“新增量”来要求，上级多如牛毛的检查工作耗费大量时间金钱，成为劳财伤民的苦事。四是内地跑官买官现象普遍。中原地区经济不发达，高学历人才都削尖了脑袋往官场挤，再加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出现官位明码标价的情形。如果职位获得都是用钱砸出来的，履职过程中又怎么会保证清廉？群众监督如何发挥实效？党内监督如何取得良效？
读完此书，首先学习到很多田野调查的小技巧。如“入场”时寻求中间人帮助，根据访谈情景调整访谈问题，维护关系以备后续访谈工作顺利进行。前提是调研者本人阅读大量书籍，让头脑中有理论的武装，之后悬置理论进入田野，目光在田野与书本中往返。其次对90年代河南乡村生活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最后，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常感到一种割裂感。在《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中，凤凰村村民有靠近海外的优势，其现代化过程更类似于“外生型”，早早走向富裕，深处内陆的河南乡村却依然呈现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外生型”现代化之风没有吹到这里，“内生型”现代化之路也无踪影，这片土地给矗立于其上的村庄带来了太多包袱。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法治化是其中内涵，从作者调研所得来看，农村似乎并无接纳法治的空间。村干部做事有责无权，村民争取利益多靠上访，作者为中原人士的热情感动，这恰是法治化需要牺牲的一部分。我们有完善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却从未教育农民拿起手中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期待。国家发展需要雄厚国力支撑，一路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不足以描述中国，或者说，它遗漏的恰恰是最本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