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讲述了安娜和伏伦斯基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原因,一部分是来自社会的压力。毕竟他们的结合,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对抗。只是,这种社会秩序,显得如此的虚伪。
在当时俄国的上流社会,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是社会秩序非要消灭的痼疾,大多数人对此不过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付诸一笑。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对于安娜和伏伦斯基的感情,如果不是他们迸发得太过热烈,让他有失体面,他本来也是不在意的。正如安娜想的:“他自己倒不在乎,而是人家注意到了,这才使他不安。”说到底,他在意的是他的体面和家庭的完整,有一个体面的妻子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庭就可以,至于那个女人是不是安娜,其实是无所谓的。这也是安娜最反感他的地方。安娜是一个真挚的人,跟卡列宁的虚伪根本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她的心目中,卡列宁如果为了她跟伏伦斯基决斗,或者愤而杀死她和伏伦斯基,她都还会尊敬他,可是他要的只是谎言和面子。他不愿意把安娜深爱的儿子谢辽查给她,甚至连离婚的自由也不愿给她。
伏伦斯基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他母亲自己是个有着许多风流韵事的人,对于伏伦斯基跟安娜的私情,她一开始甚至是高兴的,因为这种风流韵事能使一个公子哥儿增色。但当她意识到儿子是动真格、不顾死活地狂恋的时候,她马上站出来反对了。因为这种行为挑战秩序的权威,对儿子的前程全无好处。
奥勃朗斯基的经历也是如此。从诚实的角度看,他对妻子陶丽的爱情已经消失了,他明白他对她除了虚情假意,不会有别的,因为她不能再变得年轻美丽,富有魅力,而他也不能立刻成为对女人无动于衷的老人。可是不论他,还是他身边的人,甚至是陶丽自己,都不遗余力地想把这种虚伪的关系维持下去。从奥勃朗斯基实用的角度看,他需要一个体面的家庭,有一个妻子为他养育儿女,他是婚姻中无庸置疑的受益者,当然希望维持这种关系。陶丽心里明白丈夫不会再爱她,可是她也没有勇气去为自己再找一条路走,于是她让自己麻醉在安娜“他依然爱你”的谎言里,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原谅了出轨的丈夫,继续丧偶式的育儿生活。奥勃朗斯基虽然风流成性极其不靠谱,但并不受到太多的攻击,因为他低头向妻子认错,维持了家庭的完整,尊重了社会秩序。倘若哪天他丧心病狂,要为了一个家庭女教师跟妻子离婚,那时候就会招来全社会的唾弃了。
这里面就有一种很奇怪的逻辑:虚与委蛇是可以的,但抛夫弃子是绝对不可以的;像伏伦斯基之前对吉娣那样不想结婚只是想勾引女孩是未为不可的,但真心爱上一个有夫之妇并且想跟她在一起是绝对不可以的;像奥勃朗斯基那样不忠实、完全不顾家,舆论也不会拿他怎么样,但一旦他要离婚抛妻弃子(事实上他早就缺席他们的生活),大家就会一起站出来对他严加谴责,仿佛众人从那一刻开始才发现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让人叹息的就是,真挚是被反对的,而虚伪是所有人必须维持的一张面纱。
悲剧的另一个原因来自安娜和伏伦斯基自身。爱情多么美好,可是也无法战胜人性的弱点。客观地说,他们都没有移情别恋,到最后都是爱着对方的。可是当他们排除万难在一起之后,却发现相处日渐变得困难。
说到底,真正能伤害我们的,多数都是亲密关系。他们曾经那么热烈地奔向对方,可是靠近了之后,各自的棱角又扎得彼此痛楚无比。
她渴望爱情,希望时时刻刻的温存和陪伴,可实际上,把全部的期待放在一个人身上是极其危险的;他喜欢自由,在得到爱情之后,希望家里有一份稳稳的爱情在等待着,同时又能继续自由无羁地跟世界相拥。
其实,吵了那么多的架,她真正想说的话只有一句:“我要你更爱我一些,更爱我一些……像从前那样。”
那天伏伦斯基和安娜吵架之后,出门去了母亲家。安娜坐马车去陶丽家,心乱如麻。“那两个姑娘什么事笑得那么开心,大概是想到爱情了吧?她们不知道这事有多么痛苦,多么卑鄙……”她回家没有等到伏伦斯基,又坐马车去火车站,心如死灰。她看清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生存竞争和互相仇恨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她对人性、爱情都感到厌恶,她想到儿子谢辽查,“我也以为我很爱他,并且被自己对他的爱所感动。可我没有他还不是照样生活,我拿他去换取别人的爱,在爱情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对这样的交换并不感到后悔。”安娜是一个那么可爱和光彩照人的女人,可是人生对于她,最后成了一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的书。
伏从斯基初见安娜的时候,她神秘、妩媚、热情,自己追求幸福,也赐给人幸福,身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可是后来他们在一起,安娜被社会唾弃日益孤独的时候,她变成了一个神经质、脆弱、易怒的女人。那天伏伦斯基一离开,安娜就后悔了,又发电报又写信求他回来。伏伦斯基的内心戏是怎样的呢?也许他想:“我刚出门就叫我回去,这不是作吗?而且母亲会怎么看呢?回去了又能怎样,半天的甜蜜和解之后,又是挑刺争吵……”回电和回信透出的冷漠,使得安娜最终卧轨自杀。这一念之差,或说是宿命使然,也使得伏伦斯基饮恨终生。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