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重修丽泽书院记》有感
施晨光
提要：
戚雄所撰之《重修丽泽书院记》不足九百字，除却客观纪录重修的立意与过程。更有作者本人相涉婺学、师友观、学风多方面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观点至今仍然没有丝毫过时。对今人研究婺学具备多方面啟发警示之作用。
戚雄认为，成就真儒乃内外因相辅而就，内因为＂贵正心＂与＂学贵明＂，这六个字渊源皆在《大学》，戚雄用这六字来表达《大学》的三纲八维乃成就真儒之内因。
戚雄认为成就真儒的外因二方面：其一良师益友，其二文献资料。就文献而言金华吕氏代代士宦，得天独厚。益友言朱熹、张栻、吕祖谦相互间的相携共进与抵励前行的大气象。良师乃言三先生讲学授徒对包括金华北山四先生在内金华的代代学人的提携。
＂其心同，其道同，其出处、去就虽不必尽同，而亦不害其为同一时切问＂近思＂（指《近思录》）之情。＂戚雄不回避朱熹与吕祖谦学术渊源与观点有差异，但肯定了他们大处与目标的一致。又以两人共同编辑《近思录》来肯定他们之间深情厚谊。戚雄定义两人为＂希世之真儒、古今之益友＂。戚雄为金华人，于此可见其胸襟及识见。这里关系到于大处着眼或从 小处着手看待问题的不同倾向。忽视二人之大同，而汲汲于学术分歧，无疑是只见象腿而不见大象，以之贬吕褒朱或贬朱褒吕皆属短视，与戚雄的大局观形成鲜明对比。
＂淫朋比德，弃常珍，嗜异馔。＂是戚雄批判明代有人思想行为之不端，而他的锋芒所指可以观照到当下的诸多领域，足令今世非为者见之惊悚。
＂文章千古事＂，戚雄进士出身，属理学型官员。其政绩史书有载，而他的识见之高于短短一文得见。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行文当慎而又慎，不可徒留笑柄于后人，此乃我读此文之最大感受！
一、
《康熙金华府志》分门别类记载金华历史，艺文一栏分为一二三四五，＂艺文一＂录入了明代嘉靖年间金华学人戚雄所撰之《重修丽泽书院记》
戚雄：号雪崖，金华人，正德六年进士，初授建阳县令，政教大行，被列入《建阳名宦传》，转调广东南海，以爱民守己称，因之升任南京监察御史（言官）。嘉靖初年，在武候郭勋宠信李福达妖言惑众一案中，戚雄太义凛然，因建言驳邪被革职。另外，戚雄出身于婺学世家，其十世祖戚如珪三兄弟从学于吕祖谦。戚雄本人乃理学中人，编著有《经子要略》、《婺贤文轨》等书籍。
《重修丽泽书院记》文章不长，开首乃敍事部分，这里且简要意释如下：明嘉靖乙未年夏，浙江巡按张景抵金华。时戚雄为其助手。张景抵金的作为，先是＂修明宪度＂，乃是将政治清明置先，此间，张景虔敬衹谒丽泽书院，而眼前所见乃＂圮坏弗治＂，于是他责成金华府通判汪昉重修。这年八月到十月，修耷完成。＂位置广轮虽仍其旧，而气象巳焕然一新。＂广轮乃指书院的规模与建筑布局。
二、
值得深读的是戚雄在文中所发的议论，笔者先逐节照录原文，再行解析。
＂士之有志於斯道也，趋向貴正心，学贵明，其所以號為真儒而無愧者而豈徒哉。亦惟曰師友淵源之地養之有素而弗悖焉，金华文献之盛舊矣。粤惟東莱實为吾郡之鼻祖，山川清淑之氣因之而始鍾，千古道學之源因之而始，朱张大儒因之始遊其地，中原文獻因之始廣其傳。＂
＂亦惟＂＂粤惟＂皆是句前语气词，忽略无妨。＂旧矣＂指时间久矣。
旧时士大夫的志向在天下有道＂，戚雄先生首句中的＂道＂指向为理学。
科举出身的士子致仕后有两途，一途乃满足于原有学问，止步不前。尽心竭力于＂立功＂。另有一途乃以科业所得知识为基础，进一步真正进入学识领域，成为真正理学家。曾国藩进士后，认为自己离真正学识尚远，而通过其后不断的学习，即便是战争期间，也不放弃，最后成就为一个真正的理学家。如此者，则可谓＂士之有志于斯道也。＂
＂贵正心＂，正心乃理学常用语，道统的观念始于中唐韓愈，是言儒学传承有一条脉络，这一思想最终完成于南宋。道统乃言儒学传承的路径，讲究学问的传承有绪，以维护学问之纯正。元明以来，程朱理学已成为显学，朱熹前后四十年为四书作集注（集乃是录先哲语录）直至去世前病榻上仍作修改，从而使四书在事实上替代五经，成为读书人首选，巜大学》则为四书之先，更得侧重，正心诚意乃《大学》内圣之起始。
＂学贵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在大学起首的这句话中乃一名词，明德等于知道，孔子有言：＂朝得道，夕死可也。＂明德之前这一明字则为动词，是为明德而作的学与思，＂学贵明＂读书的可贵处在于使人能＂明明德＂，由道问学始，到达于遵德性。
言简意赅的六个字，戚雄用之概括学术方向。
＂岂徒＂：难道只是、何止！与我们今天用的＂岂止＂意同。＂其所以号为真儒者岂徒哉＂，理学家非常强调学问纯正，对应的人物称真儒。要成为真儒除却贵正心与学贵明之内因作用，还需要外因辅助，戚雄提出了良师益友的提携与文献资料的重要。吕祖谦对于金华作为文献之邦有首庸之功，道统的传承有绪要有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先哲，如道统路途上的子思、孟子、韓愈、周敦颐、张载、二程、南宋时的人物本文敍及的如朱熹、吕祖谦、张栻、叶适、何、王、金、许、、、，他们都先后被供奉于孔庙，是被确认属道统相递交的重要人物。要成为这样的人物，成就路上＂道向学＂得下苦功，导师的作为太重要了，归有光＂浙省策问＂：＂朱子门人，黄幹为最，何基师事幹，得闻渊源之义。王柏捐去俗学，从何基，基告之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柏，从登何基之门。＂何基的学问是因其父与黄幹为同僚，何基因之能拜黄幹为师，＂得闻渊源之义＂。而王柏少时慕孔明，号＂长啸＂，39岁方投何基门下，而得以去俗学就正学。
同时，要＂为往圣继绝学＂必须有文献可研读。相继者能通过阅读认识＂道学＂的内蕴，并进而阐发与当时代能隼接而不离道心的阐释。吕祖谦出身于代代相继的士宦之家，一门多达十多人入《宋元学案》，文献之丰富源自吕氏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宋室南渡，北宋原有的大量文献，一毁于靖康之难，二是被金掳去北方，吕氏家族在这方面得天独厚，一方面是家藏丰厚，而是在靖康之难中祸未及吕氏藏书。《宋史．吕祖谦传》：＂祖谦之学本于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这无疑是金华成为＂文献之邦＂的源头。
＂中原文献因之而广＂，因为讲学，摩肩接踵的学子学成后的广为传播，著书阐释，家庭之文献广被天下。
金华被誉为小邹鲁，除却有渊源有自的婺学，有吕祖谦、北山四先生这些真儒，＂文献之邦＂亦是一因。传统的书院作用有三：一、讲学，二、藏书，三、祭奠先贤。婺州大地曾经书院林立。
＂朱、张大儒因之始游其地＂，朱指朱熹，无疑是同时代一流的大学问家，张指张栻，张栻乃张浚之子，是湖湘学派领袖。巜玟瑰集》卷五五：＂乾道、淳熙间，儒风凡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故朱、张、吕乃合称为东南三贤。
南宋四大书院，位于长沙的岳麓书院是时乃张拭主持讲席，位于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乃朱熹主政南康军时重修恢复，南宋四大书院，三贤各得其一，为各自讲学及交互讲学之所。
＂亦惟曰师友渊源之地，养之有素而弗悖焉。＂乃善意提醒他的同时代人与后人，不可违背了他后文明确点出的＂君子谓：於丽泽见友道之敦，於四贤见师道之尊。＂，养之有素：婺学代代传承，传承的是＂师友渊源＂涵养的正道，而不是斤斤计较于理学内部的些许歧见。戚雄在赞誉吕祖谦于金华文化不一无二之贡献之同时，充分肯定朱熹、张栻乃＂大儒＂。《宋史．吕祖谦传》＂祖谦之学本于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学益精。＂。张拭、朱熹分别长吕祖谦六岁与三岁，朱、张之学问与声望当时略在吕祖谦之上，张拭主政严州时，吕祖谦为严州之大学教授，一个是地方行政长官，一个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乾道六年，孝宗又起＂恢复＂之念，重召张栻入都，为左司员外郎，兼侍讲，以备随时咨议。张栻由于父亲张浚关系，一直得到孝宗赏识。是时任参知政事的周葵有言：＂吾辈进退，皆在此郎之手＂。前后脚，吕祖谦亦入都，担任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与张拭同住一巷。这期间张与朱书信往来频繁，吕祖谦巜与朱侍讲书》第六书：＂见所寄张丈所论时事，一一精当，不胜叹服＂。此语虽简，涵盖却丰。朱熹与张栻书，吕祖谦都得见，吕在第三人前尊称张为张丈，而对朱所论之时事（经世济时的如何施政，何以恢复北方）赞誉。张拭一生书信，几乎一半是与朱熹与吕祖谦之间的往来。论与孝宗的关系，亲疏远近排名是张、吕、朱，吕祖谦也曾得到孝宗二次以上召对，朱熹急躁的情绪使其不善于与君主打交道，直至宁宗朝，张、吕业已去世，朱熹才得侍讲机会，且仅仅立朝四十天，己与宁宗势如冰炭而被逐。朱熹是以学问见长，张拭得孝宗信任，书信与朱熹相商对策，与吕祖谦是时常面商，三人之间的友道于此得见。他们是同道中人。年龄、地位张拭居首，学问朱熹为长。朱、张大儒因与吕祖谦之友情而至金华，乃金华之幸，＂弗悖焉＂！
三、
＂然考其渊源所自实本于数君子声应气求、往复切劘之功。观其所與论难，皆圣贤精蕴所期望许，与皆继往开来之责。其心同、其道同，其出处、去就虽不必尽同，而亦不害其为同一时切问＂近思＂之情。千载之下，读其书者犹可想见盖希世之真儒，古今之益友也。＂
笔者认为在戚雄先生所撰写的这篇不到九百字的短文中，体现了他卓越见识的文字有两段，此为其中之一。
因＂丽泽＂，因吕祖谦而来金华广布其识的不仅有朱熹、张拭，尚有陆九渊、陆九龄兄弟、陈亮、陈傳良、叶适诸先生。前者乃心学，后几位注重事功。戚雄先生此文重点只言三先生，乃是：＂数君子声应气求，往复切劘之功。＂何谓声应气求？《易．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 ，风从虎，圣人出而万物睹。＂此乃言三君大方向即＂道＂之趋同，大处着眼＂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实处着眼乃＂传道于君，纯民风，強国以恢复北方＂。切劘，切磋相正。理学内部可谓同侪之间的＂深刻与议，激切论辩。＂金华何氏三杰之一，历史学家何炳松先生在《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对＂争与不争＂有其见解，他认为＂两家学说既然相去较近，两方当然都要各出死力来争那几微毫发的异同。＂＂两家既然泾渭分明，当然亦就无所用其争了。＂宋代的政治思想环境，其一乃重文，其二通过代代相继的努力，至朱、张、吕之孝宗当乾道、淳熙年间，起始于唐代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拯天下之溺。＂的后一项亦己接近于收尾，故尔在整个＂天水一朝＂，唐代及宋初＂溺于释道＂的思想领域已复归于儒学，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魔起舞＂不同，整个宋代的学术思想争辩皆是在儒学内部展开。在整个宋代的政统领域则是倡导改革的儒学士宦与保守派官隙之斗争为主，如北宋两次于后世影响深远之变法，而南宋孝宗朝理学派士宦与官僚集团的斗争更是你死我活。所以理学家内部学术争辩是＂往复切劘＂，而与官僚集团斗争中他们绝对是同仇敌恺！＂因之戚雄先生赞誉朱、张、吕等同侪：＂观其所與论难皆圣贤精蕴所期许，皆继往开来之责。＂前半句言朱吕张三人思想皆承自孔孟，北宋之几代圣贤，有谓吕祖谦所承乃家学，而上溯其祖同样曾就学于濓洛。继往开来乃言学问不可仅凭守承，有宋一代面临着外来佛学，与当下面临的西方对东方的碾压情形类似，都面临如何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迫切现实，必须因时而有新的理论，当年的理学家采取的是＂出入于释老，回归于孔孟＂的方式，不能开来就不能继往，明代章一阳针对宋代四书说乃言：＂孔孟未发粤得朱注朗于日星。＂。继往开来乃是每一时代学人的职责，但你不能因开来而背离先哲奠定的精神内核。这才是＂圣贤精蕴所期许＂！也是戚雄先生的深刻识见。
＂其心同，其道同，其出处，其去就虽不必尽同，而亦不害其为同一时切问＂近思＂之情。千载之下， 读其书者犹可见盖世之真儒，古今之益友也。＂因用了＂近思＂两字，故这一段无疑相涉对于朱熹与吕祖谦之关系的认识，在古代人用词中，益友亦为诤友，君子之交别于小人＂朋比为奸，结党营私＂。《晏子春秋．杂上十二》：＂圣贤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这里的益友就是＂君言是，臣言非，君言非，臣言非。据出土楚简，学生请教子思何为忠臣？子思曰：＂终身非君者为忠！＂倪司城诗集序》：＂其后每相见，则每立于争，而一日不见，则又未尝不相思，盖古之所谓益友者如此。＂。任仁仁、顾宏义编撰之《张轼师友门人往还书札𒑥编》：＂以张栻与朱熹、吕祖谦的往来书信为多，其数量占到了张栻与友朋门生往来书信的二分之一左右。＂。编撰者定义书信为＂各派学者彼此论学、互相请益论辨。＂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果说＂鹅湖之会＂为南宋最著名的学术论辨，而早于此，朱熹与张拭在长沙岳麓书院曾辨论二月，史称＂潭卅嘉会＂。一个嘉字透露朱熹与张拭的分歧显然小于朱熹与陆九渊诸多分歧，更小于与陈亮事功的分歧。朱熹有言：＂禅学后来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指陆学）。若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尤可忧（指陈学）。”功利主义的立竿见影，朱熹一目了然。既然可富强，又为何严防，且听吕祖谦所言：＂向见论治道书，起间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愿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得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偿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吕祖谦的这段话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因。核心思想就是＂上下孚信＂应先于＂治之具＂，先内圣后外王，而王安石是＂骤欲更张＂。钱穆先生认为：＂此正熙宁新法之所以败，而东莱概切言之。＂，以此标准，则陈亮的急急于事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婺学仅是以地域定义的概念。江北四子之一，明代正德年间曾出任金华知府的赵鹤在《金华文统．引》中有言＂陈龙川好兵律，事功。＂。而明代义乌学者黄溍认为：＂自贤良先生以道学倡于东南，及东莱吕氏继之，逐得濂洛之统。＂宋代的理学可以概括进各个流派，而道学则指程朱一脉。如果同样讲地域，浙东学派包罗了婺学、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姚江之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全祖望将吕祖谦的学问定义为＂吕学＂。程朱道学的核心是：＂孔孟之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䠇起，二程嗣之＂（宋元公案）。简言之，朱子之学承之濂（周濂溪）洛（两程），継于孔孟的性道、微言，简言之就是子学。余英时先生定义朱熹是＂道统论的正式建立者和道学的集大成者＂。名义上子学乃是回归前秦，实则上是针对唐中期后释文化的巨大影响以及南宋政局困境开出的新药。＂孔孟未发粤得朱注朗于日星＂明代金华学者章一阳深谙朱子。
＂而凡淫朋比德，与夫弃常珍嗜异馔倡为私说以求胜者，皆将不攻而自息矣。＂此一见解于今仍具批判意义。大者可言思想史、历史观在内之文明整体皆遭＂弃常珍嗜异馔＂之害，于小处看，搞怪已近巫觋的＂大师＂们巳遍布每个领域。余曾详读朱一新巜拙庵丛稿》，记得＂范香溪先生从祀议＂或＂章枫山先生从祀议＂中有近似语，急急取来再读，乃＂章枫山先生从祀录＂中朱一新先生赞颂枫山先生：＂不持成见，与分门别户者迥殊，谓诸儒即有异同，皆道也，见不同耳，学者虚己观之可也，折衷焉可也，抗颜而排击之不可也。＂＂敛华就实、既博复约在汉东都不为危言之叔度，在宋鹅湖不为异论之伯恭＂。
当今文人为一己之私，置天下不顾，而标新立异，专嗜异馔最为当下恶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