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空言说》读后感
为爱欲和对话辩护
彼得斯《对空言说》读后感
正如彼得斯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
一方面，媒介技术让跨时空交流更加容易，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很孤独，抱有对误解的恐惧和对真实连接的渴望。对交流的执念或许是虚妄——不可能，或许，也不应该？初次读到这个观点，我觉得很释怀，这种感觉就像病情被诊断出来，下一步也许就会好了。是的，也许正是过高的期望，导致了我们普遍的失败感与挫折感。“放低期待吧”——有一个声音这样说。
本书的观点很鲜明：我们应当放弃对对话（dialogue）这一理想模式的执着，转而拥抱一种更根本、更现实的交流模式，撒播（dissemination）。
然而，在一学期的阅读和课堂讨论后，我逐渐改变了想法。一方面，彼得斯在这里越来越像一个“不可靠叙述者”，正如老师所说，彼得斯的论点是普遍性的，将许多思想史材料汇聚到这一论点中，很可能导致对原思想的扭曲。另一方面，我们真的应该降低期待吗？仅仅从自身亲密关系的经验出发，我难以接受“降低期待”的结论，书中的哲学思辨与我切身的情感经验存在着张力。
彼得斯说，交流不是语义问题，而是伦理与政治问题。那么，拥抱撒播所带来的伦理风险，是否比“对话”的暴政更值得我们警惕？
因此本文认为，彼得斯对交流困境的诊断是精辟的，但他给出的“弃对话、取撒播”的药方却值得商榷。彼得斯不仅因为恐惧对话的专制可能而低估了其中的积极力量，也因为美化撒播的开放性而忽视了其在现实中极易沦为自恋独白的伦理风险。或许，真正的出路并非在两者间做出选择，而是要重构一种融合二者优点的（或许是中庸的）交流理想：一种承认深渊、尊重边界的“开放性对话”，以及一种寻求回应、承担责任的“关怀式撒播”。
作为荒野的交流世界
彼得斯的论证起点是：人是有限的、被禁锢在各自肉身中的存在。我们的经验本质上是私密的，任何两个灵魂之间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透明与融合。为了克服由这种有限性带来的距离和死亡的阻隔，人类发明了媒介。然而，媒介非但未能架起沟通的桥梁，反而制造了无数“幽灵”，也即生者的幻象。所以他说，“一切中介化交流都是与死者的交流”。
在此，彼得斯批判了对完美对话的追求。第一，作为自我与他者的调和方式，交流不必总是语言的和对话的，符号、意义传递不能完全概括交流的内涵。第二，交流也不可能真正是对话的，自我与他者永隔深渊。第三，交流无法容忍差异、沉默和误解，强求双方达到思想的统一，这本身就是对个体独特性的压迫。最后，他认为这种追求是“一场虚妄”，是“明知语言意义的无限性而执迷交流的完全可理解性”，太过理想主义。
然而，种子不不萌芽未必是什么值得哀叹的事情，“it means we have new ways to relate and to make worlds with each other”。彼得斯便转向了另一种模式：撒播。凡有耳者皆可听，这是一种单向的、向着广阔而未知的受众发出的言说。播种者将种子撒向大地，却不问土地的好坏，也不强求每一粒种子都必须发芽。这种模式的伦理基础是基督教的“博爱”（Agape），一种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爱，就像上帝的恩典普降于世人。它承认深渊、给予自由、是“我们更加冷静的根本选择”。
为对话辩护
如标题和引言所言，我想要为对话辩护，但并不是通过深挖思想史这种更“严谨学术”的方式，以下主要是个人经验和浅薄的思考。
爱欲，在其更根本的意义上，是一切深度交流的动力。它是一种指向特定他者的强烈渴望，是“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这个问题的源头。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欲求，让大家愿意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去尝试与另一个具体灵魂建立连接。
在异地恋的情境中，我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爱欲的本质。异地恋的痛苦，核心在于“身体的缺席”阻碍了爱欲的流动。对“伸出手去触摸人”的渴望，证明了具身的互惠的对话是一种正当的情感需求。彼得斯认为“交流失败是一个有缺陷事业的恰当死亡”，实用主义者则认为要通过连接超越唯我论，他们只关心人们是不是真的在彼此合作。我却不太能同意，这些建议在面对大众传播或陌生人社会时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在亲密关系中，这无异于宣告了关系的死亡。
爱欲充盈的对话不一定是专制的。完全达成灵魂的融合或许真的要求过高，但是真正的对话和理解确实发生着。在爱情与友谊中，寻求理解、共鸣和确认，不是一种奢侈的理想主义，而是维系关系的基本需求。
这里似乎可以做一个区分：我们或许应该放弃对交流的语义学执念，承认语言的模糊性和误读的永恒性，并尊重他者特性。但我们绝不应放弃对“伦理上的相互体恤”的追求。承认交流注定失败，不等于我们就应该放弃让交流走向成功的努力。
此外，苏格拉底的对话并非只有爱欲，还有理性的辩证法，辩证法要求对话双方进行逻辑的追问、澄清与驳斥，它本身就是一种防止对话沦为情感宣泄或权力压制的内在约束。
总之，要尊重边界，也要搭建桥梁。
撒播的可能陷阱
彼得斯推崇的撒播模式，看似提供了一条自由之路，但其内在的风险——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与自恋的心理机制——使其可能通向一种更隐蔽的奴役。
在寓言中说，要做一个好父亲、好牧羊人、好家长，就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超越理性、互惠、公平，什么时候爱应该比公平更重要。
这种几乎将爱导向一种浪费的“博爱之美”我个人非常喜欢。相互支付的循环和相互馈赠的循环（礼物和道德经济）有区别，就如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时候，如果只有平等互惠，生活会变得过分荒凉冷漠。然而它也内嵌着可能的风险。
第一，正如课堂上讨论的，彼得斯以耶稣为原型的“博爱”，其前提是上帝的自足全能，在一个世界性民主帝国中，除了耶稣所有人平等。
上帝的给予是纯粹的恩典，因为他无所求。然而，当有限的、有需求的凡人试图模仿这种神圣的、不求回报的撒播时，其结果往往不是建立一个平等的共同体，而是复制了一种不平等的“家庭关系”。借鉴阿伦特的观点来看，将家庭内部那种基于依赖和权威的、不平等的关系模式（比如父与子）错误地推广到由平等公民组成的公共领域，是极其危险的——进行撒播的一方，无论其动机多么高尚，都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置于“给予者”的优越位置，而将接收者置于被动的、需要感恩的“被给予者”位置。这背后隐藏和合法化着一种深刻的权力不对等。
第二，正因为撒播在根本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它才极易滑向一个更危险的深渊——言说者的自恋。书中曾提到阿多诺与默顿关于“策略性真诚”的争论：阿多诺与默顿的矛盾是马克思与涂尔干两大对立传统的碰撞——阿多诺认为，由于广播播音员诉求广博性，所以必是不真诚的，是大众欺骗的好方法；而默顿给真诚下定义，真诚是提供共同的经验（如强忍痛苦说话的身体），而将关系是否真诚交给听众。
这种作为策略的真诚是否可能让交流变得很荒谬？这看似是一种成功的撒播。但从批判的角度看，这恰恰是一种高超的、利用了身体在场感的大众欺骗。它用一种模拟的、表演性的亲密，掩盖了广播作为单向权力工具的本质。它不仅荒谬，还很危险。
前文中的广播员并没有真正面对和回应每一个听众，而是面对着自己精心塑造的“真诚”形象这面镜子，并期待（也成功引导）听众在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投射。这就像老师论文里所说的“自恋陷阱”，这个过程中多元的他者被彻底地忽视、甚至被消灭，听众的独特性、批判性和真实情感在这种“共同经验”的洪流中被抹平。
最后，从个人经验出发，对等互惠还是单向行善，这是一个问题。真的能做到不指望好心一定有好报吗？我很存疑。
结语
“无休无止的泣诉，偶尔夹杂些罕见的真相，如荒野中的呼唤——这就是许多现代传播的所遵循的公式，在招魂术中，在广播以太中，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中均是如此。”
彼得斯为我们描绘的世界，是一个由“死信”和“对空言说”构成的“荒原”；而我们内心深处，尤其在亲密关系中，又渴望着能收到一封“回信”、看到确切的他者。
彼得斯对学术思想史的勾连和论证的逻辑固然存在漏洞，但他确实点明了现代交流的根本困境。那么，回到那个核心问题：我们为什么还应该追求对话？
我的答案是：因为在这个人人自成孤岛的时代，追求对话，哪怕是一场注定不完美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最根本的伦理行动。它意味着，我们拒绝将他者视为一个模糊的、可被我们随意投射的“虚空”，而是坚持承认他/她是一个值得我们投入时间、情感、身体和理性去认真对待的、独一无二的真实存在。
这或许是我们唯一的坚实阵地。行文至此，或许又落入了陈词滥调。但我想，哲学思辨如同乌托邦，在这个自身难保的时代，言谈政治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