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读后感：遗忘与归途的印记
读到《我们仨》最后一页时，我啪地把书合上，像突然被人从梦里踹醒。杨绛写“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我脑子里却自动翻译成一句大白话：老天爷把一桌麻将直接给掀了，连个“胡了”都不让喊。那一刻，我懂了什么叫“疼得发愣”，不是暴风骤雨，而是屋里灯忽然灭了，锅里的汤还在咕嘟，人却不见了。
书一开始，杨绛说她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梦里有客栈，有船，有不停漂走的阿圆，还有怎么追都追不上的钱钟书。读到这里，我差点把书扔出去——太像我妈讲她做过的梦了：我外婆病重，我妈背着我外婆往医院跑，医院却长腿自己往后退，怎么跑都跑不到。我妈醒来，枕头湿一大片，嘴里骂骂咧咧：“梦也欺负人！”杨绛没骂，她慢悠悠地写：“我醒来，枕边一片湿。”就这一句，比嚎啕大哭还疼。
我原以为这书是讲“学霸一家”的甜蜜日常，毕竟钱钟书、杨绛、钱瑗，哪个不是开挂般的存在？结果翻开全是“翻车现场”：钱钟书分不清左右脚，穿个鞋能把左脚塞进右脚鞋里，急得原地蹦跶；杨绛生孩子住院，钱钟书每天来“汇报灾情”——台灯坏了、墨水打翻了、门轴掉了，活脱脱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巨婴”；阿圆小时候把牙刷塞进父亲牙刷杯，理由是“爸爸牙刷太孤单”。我一边看一边乐，乐完又心酸：原来最顶级的聪明人也得在柴米油盐里摔跟头，摔得鼻青脸肿，还舍不得抱怨一句。
写到文革那段，杨绛没哭天抢地，只讲了两件小事。一是他们被人剃了“阴阳头”，钱钟书顶着半边秃瓢回家，杨绛瞅了一眼，憋笑：“看上去像缺了半边毛的猫。”二是他们被罚扫厕所，钱钟书居然扫出心得，写信给杨绛：“今日发现厕所墙角有张蜘蛛网，极工整，可入《管锥编》。”我笑得拍桌子，笑着笑着眼眶发热——他们像两只被扔进烂泥的蚌，愣是把泥沙搓成了珍珠。这可不是什么“苦难辉煌”的鸡汤，纯粹是“来都来了，还能咋办”的倔强。
书里最狠的一刀，是阿圆先走。杨绛写：“我眼睁睁看着阿圆被抬进‘火葬场’的大铁门，那门‘哐当’一声关上，像关上了一生的热闹。”没有嚎啕，没有嘶吼，只有一句“我摸摸她的脸，还热着呢”。就这句，我当场破防。想起我姥爷去世，我摸他手，也是热的，可我知道，那热乎气儿是最后的倔强，再摸就凉了。杨绛没写她怎么熬，只写她回病房，钱钟书还等着她，“他看我一眼，问我：‘阿圆呢？’我说：‘她回去了。’”——这对话像钝刀子割肉，来回拉。
最后，钱钟书也走了。病房里只剩杨绛一人，她写：“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这话让我愣了半天。我们总以为“家”是钢筋水泥，是房产证上的名字，其实不过是三个人凑在一起的热气，人散了，家就成了空壳。就像我小时候住的筒子楼，拆迁那天我回去看，墙都扒了，可我还认得厨房那块瓷砖——当年我磕破头，我妈用胶布贴了个奥特曼在上面哄我。瓷砖还在，人早散了。
合上书，我突然想：如果杨绛是我邻居，我会不会每天敲她家门借酱油？她大概会笑眯眯地说“酱油没有，醋行吗”，然后顺手塞给我两颗糖。可这样的人，如今只剩书页里一点温度。书最后一页没写字，只有一行手写日期：2003年10月。我盯着那日期，脑子里蹦出个诡异的念头：如果我把书翻到最后一页，再往前倒着读，是不是能倒回1997年，倒回1998年，倒回他们仨还在打嘴仗、抢热水壶的日子？
当然不可能。但书的最后一句话，杨绛留了个活扣：“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没敢往下看，怕真看到她“走了”的日期。可我又忍不住想：她走之前，会不会也做了一个梦？梦里没有客栈，没有船，只有三里河寓所的餐桌，阿圆在偷吃钱钟书碗里的虾仁，杨绛举着筷子假意要打，结果三个人笑成一团。
写到这里，窗外天黑了，楼下传来小孩喊“爷爷回家吃饭”的声音。我忽然好奇——如果此刻杨绛还在，她会怎么写这一声喊？是写“人间烟火又回来了”，还是写“可惜不是我的烟火”？
我没敢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