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读书笔记---竺可桢
《先生》之竺可桢：“只问是非”的知识分子人格构建
读完《先生》一书，掩卷沉思，竺可桢的形象在我脑海中久久萦绕。这位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奠基人，以其严谨的科学精神与深厚的家国情怀，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刻下了独特的印记。然而，在诸多关于竺可桢的讨论中，人们往往聚焦于他作为科学家的成就，或是他作为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战西迁中的领导才能，却少有人深入探讨其知识分子人格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竺可桢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或许正是他那“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知识分子风骨。
竺可桢其人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又名绍荣、烈祖、兆熊，浙江绍兴东关镇人（该镇现划属上虞），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
竺可桢一生跨越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这种特殊的时间轨迹使他必须不断面对时代变迁带来的价值冲突与身份抉择。在《先生》的记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始终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的竺可桢——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坚守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这种坚守并非源于固执或保守，而是建立在深厚的学养与独立思考之上。他在1936年接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明确提出：“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这一论断不仅是对大学精神的定义，也是他自身知识分子人格的写照。
“求是”——浙大校训
1936年5月，受蒋介石钦点，竺可桢于杭州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8年11月，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求是”两字，取源于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唯求其是而已。”由此，“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八个字，构成了竺可桢精神世界的核心。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这种品质显得尤为珍贵。
《中庸》里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成了竺可桢心中“求是”的路径。它告诉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求是”之道，也是“求学”之道：即，通过对知识的广泛了解；势必产生一定的疑惑；进而对所产生的疑惑进行审慎的思考；在审慎思考的基础之上辨别它的对错与否；既然清楚地知道对错与否，就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言行不偏离正确的方向。
竺可桢的教育理念
受哈佛大学“学校所研究课目，不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同样予以充分发展机会”这一教育理念的影响，竺可桢在浙大推行“通才教育”，强调基础学科的重要性，反对过早专业化，这种教育理念在当时看来或许“不识时务”，却是基于对教育规律的深刻理解，与梅贻琦“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思想如出一辙。说明“专才教育”虽可学以致用，而“理论科学”因其所特有的指导性、前瞻性，同样不可或缺。因此，他们都认为“专才教育”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更为适宜。
对于政治，竺可桢尽可能地避免政治势力对学校的影响，他努力保护进步学生，抵制政治力量过度干预学术。同时，他也提出“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主张。他以为“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所以，当他的学生参与政治的欲望越来越浓时，他感到十分失望。这些行为既体现了他将“是非”置于“利害”之上的价值选择，也体现了他对“学术自由”与“学术研究”的坚守。
西迁之路
1937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率领下开始西迁。从浙西天目山、建德到赣中吉安、泰和，又从赣中吉安到桂北宜山，最后从桂北宜山到黔北遵义。4次迁徙，路程超过7000里，历时两年多。在这段漫长的迁徙中，竺可桢失去了妻子张侠魂和儿子竺衡，几乎家破人亡。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他展现出了高超的管理才能，依然带领浙大师生，于1940年在遵义以东75公里处的湄潭县城安顿下来。这一被后世誉为“文军长征”的壮举，不仅保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血脉，更锤炼了浙大的“求是”精神。
就在这个偏僻的山乡，竺可桢奇迹般地将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地方大学，办成了拥有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学科最完备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
1944年，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来到湄潭进行学术交流。到达后，他感到非常震惊。他无法想象，在这样边远的山区里，竟有这样一个治学严谨的高校。在这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李约瑟认为“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
浙大的许多教授后来都认为，自己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段是在贵州湄潭。虽然当时物质条件极差，可是学术民主气氛极其浓厚。浙大的这种气氛和竺可桢信奉并遵行的“大学”精神一脉相承，他说：“一个大学校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养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这样浓厚的学术气氛，使西迁时期的浙大师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50多人。
离开浙大后的竺可桢
1949年4月底，在国共两党政权更迭之际，竺可桢离开浙大，避走上海。随着竺可桢的离开，竺可桢时代的浙大落幕了。
1949年5月，浙大的墙报上出现了对竺可桢的恶意攻击：“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
9月1日，竺可桢已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建议，被指定为新创立的北京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之一。在当天的日记中，竺可桢也记下了浙大的落幕，“取报复主义，停聘教授六十余人之多，…全以过去有恩怨关系为主，而不问教授法、学问之如何也———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1972年，竺可桢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如此开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这篇论文既论述了自然的气候，也用这样的开头论述了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
“雨起，阴转多云。东风1-2级，最高-1℃，最低-7℃。”这是竺可桢生前的最后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完成了一个气象学家的最后职责。
从1913年夏进入哈佛大学一直到1974年2月6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竺可桢数十年来长期坚持写日记，记录日常观察与思考。这种持之以恒的书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更体现了他对个体经验与历史进程关系的深刻理解。通过日记，我们看到他如何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保持清醒的自我定位。这些日记在他生前从不示人，直到几年前才由家属捐献，全文出版。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于北京去世。
启示
竺可桢的知识分子人格中，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实现了完美的融合。作为科学家，他重视实证与数据，强调逻辑与客观；作为教育家，他又能超越狭隘的技术主义，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样的竺可桢既能在实验室里严谨测算，也能在演讲中引经据典；既能专注于微观的科学研究，也能思考宏观的人类命运。这种理性和感性的平衡，使他的知识分子人格避免了偏执与极端，呈现出一种难得的中正平和。
在《先生》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家的追忆，更是对一种即将失落的知识分子人格的呼唤。竺可桢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具体学术成就或教育理念，更是一种在时代变迁中如何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当具备超越专业技能的视野与胸怀，应当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保持清醒的判断力，应当有勇气将“是非”置于“利害”之上。
当我们合上《先生》一书，竺可桢的形象并未随之远去。他那清瘦的身影、坚定的目光、温和而有力的言语，依然能穿越时空，叩击我们的心灵：“一个大学校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养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谨以此文，向有着“东方剑桥”之称的浙大校长竺可桢致敬！向《先生》这部纪录片的工作人员以及《先生》这本书的编者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