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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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用两天的时间，读完了《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喜欢历史的我忍不住码字的冲动，决定写点读后感。
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出版，作者孙立天。问了问度娘，孙立天是成都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博士。
这本书写的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历史；作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我几乎是一口气读下来的，可以说是手不释卷。感谢作者和出版社，让我看到了一段以前不知道的历史，收获了一些新的感想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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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感想之前，先介绍一下什么是“红票”。
康熙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和大清康熙皇帝建立了极为亲密的联系，传教士甚至介入了内廷生活。后来，罗马教皇针对传教士在大清的传教制定了一些政策，与大清产生了冲突。为和教皇沟通，康熙皇帝先后派了两批传教士当特使去欧洲。可两批传教士一走杳无音信，无奈之下，康熙让人印刷了大量传单，在来往中国的外国商船上广为发送。由于传单是红色，故称“红票”。我从网上找到了图片，就是这样：
红票由满、汉、拉丁三种文字书写，我截取了其中的汉文部分放在下面，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据说内容系康熙帝亲拟，故宫档案中有据说是康熙皇帝亲自修改的原稿，也放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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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被学者称为《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的红票上可以看出，红票最后日期为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九月十七日（应为农历）发出，说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和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两次差西洋人“往西洋去了”，至今没有信来，所以写此启事并加上西洋文字，加盖广东巡抚公文，“书不封缄”，公开交由往来西洋人。从内容上看，这就是妥妥的寻人启事，皇帝的寻人启事。
国内外专家注意到了红票，但不知道背后的故事。作者说，因为这段历史不见于正史，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为什么康熙要派人去欧洲，而且还派了两队人去？这些传教士和康熙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这些疑问，读完书后都会有一个答案。
说说我的感想罢。以前，我们所读的历史，尤其是涉及国家大事，大都从宏观叙事的角度，高度概括。比如，我们一般受到的教育是1840年英国人发动了鸦片战争，从此中国开启了步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屈辱历程。可是对鸦片战争何以发生、战争战败后的反思却远远不够。虽然有专家（真正的专家）深刻严肃的讨论过，但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影响力不大。
有人这样评价这本书：被遗忘的历史。我深有同感。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过几天就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这两天听的最多的话就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记着的历史可以，那些被遗忘了的历史呢?尤其是那些隐藏在宏大叙事下的细节。
在东西方交流上，以前我虽然知道元朝以来西人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相继到过东方帝国，但没有深入了解交流是如何发生、传承的。这本书描绘的康熙年间传教士和康熙皇帝来往的细节，让人耳目一新。
通过作者的努力，我以前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识得到了更新。比如，康熙和传教士关系密切并不是什么秘闻，以前的研究者大多都认为，传教士能在康熙左右，是因为康熙对西学感兴趣，传教士对他有用处。作者却说，这种说法颠倒了先后关系。兴趣源自接触，康熙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古往今来，能长时间接触到皇帝，先决条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后顺序应该是，康熙先有了对传教士的信任，才会有和他们的接触，从而他们才有机会教康熙西方的学术和技术。只有康熙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才能对西学有兴趣，也才能理解传教士那些学问的用处所在。
作者这段话，是阅读了大量的文献，经过认真思考后得到的结论。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的描述和论断，绝对会给读者以启发，这里就不再搬砖了。
很认同作者在书《跋》中的最后一句话：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就是这句话，让我起了码字的念头。
书还是看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