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康熙的红票》有感
暑假已悄然过半，假期的生活也已有了自己的规律——陪娃，家务和难得的整本阅读时间。
前些天，陪娃去图书馆选书，偶然间被一本书的名字吸引——《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红票是什么？没听说过呢，借来读读吧，结果读来就欲罢不能了，不陪娃也得先读书了——原来康熙年间还有过这样的对话之窗，原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还有那样的让人不知的历史细节。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一件藏品是《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是一张康熙时期发去欧洲的谕令，1716年由康熙内务府以公开信形式印刷出来的，命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带回欧洲。因为印刷品呈朱红色，史称“红票”（Red Manifesto）。最后这幅藏品以人民币161万高价成交。而“红票”内容引发了各路史学家的研究和猜测。因为“红票”从未见于正史，所以它不为人知也就不足为奇了。它是用汉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印的，内容是：“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大概意思就是，康熙派遣两队洋人传教士作为他的钦差去了欧洲，一直没有确切的回音，于是发谕令探问个究竟。红票的拉丁文下面，还有十六位来自欧洲各国的在京传教士签名，确认内容真实性。那么这么一张红票是怎么来的？它隐藏了什么故事？传教士和康熙有什么样的关系？自明朝到清朝已经存在100多年的天主教会忽然被禁教，这中间发生了么？这就是作者要通过此书解答的问题。
关于清朝的对外交往，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闭关锁国政策，是“马戛尔尼访华记”，想到的就是大清皇帝对西方的“无知”和误解，让中国错过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而本书以一张鲜为人知的康熙谕令为切入点，揭开清朝康熙年间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图景，让我们看到，原来在康熙年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们与康熙帝及满清权贵们还有那么深入地交流，甚至在一些国家大事上都留有传教士的身影。作者通过大量搜集宫廷记载、在华传教士回忆录、罗马教廷与清朝外交史料、俄罗斯与清朝外交史料等等，基本复盘了历史现场，对红票之谜给出了一个较为真实可信的历史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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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明末清初开始，重点以天主教耶稣会这一支的传教士在中国发展为线索，大致分三个阶段，讲述了许多历史轶事。
一、 明清朝代交替之际的传教士和中西交流。传教士自明代中期就进入中国，著名传教士汤若望还在明朝任职，后在清朝掌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后任太常寺卿。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清初统治阶层重视洋人传教士呢？这是之前我不太了解的一段历史。明末面对清军在关外的猛烈进攻，大明政权与澳门葡萄牙方面联系，进口了“红夷大炮”，并得到传教士的帮助。“1629年，耶稣会神父陆若汉带领30位葡萄牙炮手和40尊大炮从澳门出发去往北京。1630年1月，在距离北京约60公里的涿州遇到了满人围城。便在城上架起了大炮迎敌”。明军有了大炮帮助，在战场拥有了决定性优势，好像努尔哈赤也是被炮火击伤病逝。但很快，清军也有了“红夷大炮”，作者根据史料推测，为清军造大炮的“佟养性在投奔满人之前是在北京做买卖的商人，那时他接触到了西洋人”，因此掌握了技术渠道。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明军将领孔有德。他带领当时明朝最精锐的炮兵部队投奔了皇太极，而这支部队是受洗了天主教的孙元化一手创建，他是明朝最有名的造炮专家。当时在军中的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借着大雪跳城突围，通知了北京朝廷孔有德叛变的消息。由此说明整个清朝高层对西洋技术是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护了在战争中俘虏的传教士，并在占领北京后对耶稣会传教士尊重有加，还让其介入高层关系中。
二、康熙与传教士的关系构成本书重点部分。因为佟家（佟图赖是康熙的外公）的关系，康熙少年时代就接触到传教士，并成为康熙的辅导老师。书中记述了大量康熙与传教士的交往过程，非常有意思，有些事迹可以说是颠覆了我们对清朝朝狭隘的看法，同时也会对康熙产生更高评价。简单说几点：
1.康熙与传教士的交往。
书中有大量康熙和传教士交往的轶事。比如，传教士南怀仁自康熙十几岁开始跟随了二十多年，教授康熙数学、几何、天文和西方音律等欧洲学术科目，还任康熙朝工部侍郎，为朝廷造了大量大炮，史称南怀仁大炮，被欧洲博物馆收藏，在1678年前后，还“制造了世界最早的四轮蒸汽推动的可控制汽车”，可从欧洲史料查到。传教士们还跟随康熙参加对蒙古军队的三次远征，以及与俄罗斯签署《尼布楚条约》的全过程。此条约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而我们教科书中没有提到的是，它的签订有西方传教士的参与——张诚、徐日昇这些传教士不仅当翻译，居然还帮着清朝和俄国寸土必争，气得俄国人骂他们是吃里扒外的间谍。康熙把身边传教士归内务府统筹安排，并未列入朝廷的院部序列，实际是自己的谋士和内臣，“1693年，康熙又把内务府一套院子送给了法国传教士，感谢他们治好了他的病”。可以说康熙很好把握了和传教士的关系尺度，他努力学习各类文化科技知识，而非信教。也因此，“无论是传统中国士人、蒙古的喇嘛，还是欧洲传教士，都觉得康熙是热衷他们文化的皇帝。”
2.康熙在国际交往中的睿智。
书中也介绍了康熙在国际交往中的开明睿智，可以看到那一时期中国并非封闭锁国的状态。比如为了避免传教士上朝跪拜的尴尬，康熙私下由内务府当作家庭聚会来安排接见教皇使节。他又看准彼得大帝忙与奥斯曼帝国战争和争夺克里米亚，抓住时机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对清朝后来一百多年经营西北、平定蒙古各部、打通欧洲贸易通道都有深远影响。康熙对天主教内部斗争也有清晰认识，“罗马现在还存有一道康熙的圣旨，里面专门说到他不能总是给耶稣会士断他们的家务事”。很有意思的是康熙在接见俄罗斯使节时，“听说彼得大帝经常出海，说大海太危险了，让使节带话给彼得大帝要多加小心。康熙还提到了瑞典，说一个瑞典小国，怎么让俄罗斯如此头疼”，这段话让我想到现在的某些情景哈哈。诸如此类的轶事，不一一列举了。
三、清初传教士眼中的中西方交流和中国的开放性。
书中写道：“明末清初传教士一批批来到中国，他们是当事人。在我们做出任何关于当时中西文化对比的判断时，应该首先看他们怎么说。”作者认为传教士们观察了中西文化差异，但并非不可逾越，十七世纪中国是开明君主治下与欧洲是平等交流的关系。“当时传教士以及欧洲商人走遍了世界各地以后，都认为中华文明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和欧洲文明媲美的地方”，“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是科学素养极高的全能型传教士。特别是法国派来的传教士，其中的洪若翰神父在法国就是与法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做研究的”，“傅圣泽则把中国古代主要的经典都带回了法国，以至于后来两百年，法国在汉学研究领域都是欧洲翘楚。”当时“欧洲哲学家都在读康熙故事，莱布尼茨甚至认为康熙是开明专制君主的典范。”这一时期还有诸如传教士邓玉函把中医和中药系统介绍到欧洲的中西方交流故事。
然而，随着清朝皇帝的易主，时间来到雍正年间，因为雍正帝崇信佛教，他当皇子时耶稣会传教士们并没有与之有太深刻的交往等各种原因，最后传教士迎来的是被禁教的命运。
在清朝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的时代，似乎国家的一切变化都离不开皇帝个人的喜好，历史的必然规律与历史人物的作为在此处交织在一起。
历史没有“假如”但读完此书我缺不禁在想——如果传教士把宝压在了雍正身上； 如果雍正继续用传教士；如果清朝早200年像日本一样学习兰学.......但作者用史料掐灭了我的幻想，书里的细节像一盆冷水泼下来：原来所谓开放之窗不过是帝王心血的昙花一现。当康熙沉迷西学时，民间还在考八股文；当他用传教士争领土时，地方官仍在欺压汉族知识分子。这种撕裂注定了清朝走不出自我封闭的怪圈。 《康熙的红票》像一封迟到三百年的信，告诉我们：那个看似固若金汤的天朝，其实曾在某个午后悄悄推开过与世界对话的窗——只是它最终选择了亲手焊死窗框。当合上书页时，那个萦绕不去的“如果……”已不仅是遗憾，更是一声警钟：历史的裂缝中永远有光，但唯有主动伸手者，才能抓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