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读后感
孔子就是这一类失势贵族的一分子。他的七世祖是宋国的正卿宰执，六世祖是宋国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流亡在鲁国的父亲不过是以武艺勇力著称的武士。孔子自己是庶出的孩子，只是鲁国的"士"一级人员，位置在官民之间。孔子这类人士，不再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却又娴熟贵族的文化。于是，这些人士遂将上层文化，传播于社会的中下层。孔子是其中最堪注意的一位失势贵族，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再阐释，上层文化理想的伦理与道德，遂获得新的普世意义。
总结言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上承商周文化的传统，下启秦汉统一中国后的文化融合与浸透。主流文化的同质性与地方文化的异质性，长期共存，而且互相刺激。理想文化的神圣性，也与日常文化的世俗性，并行而不相悖。这两股发展的趋势，又互相纠缠，形成中国文化的复杂与多姿多彩。
综合起来看，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中国思想系统，有两条脉络平行发展。一条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一条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这两条路在发展的途径上会交叉影响。其中一些中心命题，例如命与性、气与运都不断在后世有所申论和解释。
人事与自然两套系统，又叠合成为一个复杂系统。其中，有上下的统摄，也有内外的消长。中国后世所谓"天人合一",不能摆脱这些历史的源头。
中国地分南北，秦岭淮河线，划分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水域，南北的生态环境迥异。自古以来，两个区域的文化也各有传承，各有风貌。新石器时代，北方发展了以粟黍稷为主的农业，南方则是稻米为主的农业。北方的建筑，以夯土建筑为主，南方则是以木结构加上草泥糊墙为常见。凡此差异，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在在都可见到。
南方被吸入北方的庞大组织，走过了漫长的过程，终于在秦汉大帝国的结构下完成中华文明的体系，其中有地方性的差异。然而大致言来，中华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本节即叙述这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步步开展的过程。
周人封建网的南向发展，发轫于周初。《诗经》的《周南》与《召南》，即反映了周初的南国。在周人封建的时候，南方的诸国先后分封在淮上与汉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皖北、苏北），亦即南北相接的地带。今天该地区，仍是兼具南北生态及风俗的地区。然而，周人的封建，虽有可能点状地更往南开展，却始终未能深入长江两岸，更不论江南与岭南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郭店文书《性自命出》
南方力量的崛起是由楚国立国开始。楚国王室的芈姓，移徙到湖北北部汉水上游一带，结合了当地的若干百蛮族群，建立了楚国。
楚国北上争霸，引发了北方诸国的抵抗。齐桓、晋文以下的霸主制度，由此而起，代替了周人的封建制度，改组为列国体制的新秩序。南北对抗，激发了双方的潜力，各向后方推展。楚的东方，遂有吴、越的兴起，并且吴、越也在南北斗争中，被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之内，终于使中华文明扩及江南，也添加了东南的新成分。整个南方发展的过程，不断由对抗而交流，由接触而融合，是一个文化扩展的辩证过程，周边的范围为之扩大，内容却也因此而丰富。
南方气候温和，水土肥美，是以物产丰足。楚国借南方的资源，足以颉颃北方，但是楚国终于只能进入中华政治体系，而不能独树一帜。此中缘故，可能即在北方已有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以先行一步的优势，使楚国必须采用同一文字系统，以组织国家。近来考古出土了不少楚国简牍，其字形句法均与北方文字相同，若有差别，也大多只在借音部分。由此看来，中国文字系统，延续下来的只有一套，南方袭用北方文字并无困难，可能即因中国文字是以视觉辨识字形，不同于拼音字母之因语言而有变化。
于是，由这一套文字系统，楚人吸收了北方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然而，楚人本在北方之外，不必遵守北方正统的观点，遂能在接受之时，也自行发展主流观念之外的修正。
在制度方面，楚国的政治制度，则除了王室之外，少有累世专政的世家。楚国兼并汉上诸侯，却不再封建亲戚，传世不替。相反的，楚国派遣管理新获领土的县公，虽有在辖地的治权，却是由中央任免，相当于后世所谓的"流官"。这一最早的"改土归流"，实为郡县制度的噶矢。我们竟可说，楚国制度已稍近于君主政体，而不是封建领主。
在思想方面，春秋晚期以至战国，老庄及农家、儒家的修正如荀子，或孟学别派，都发生于楚国范围内，是边缘文化以及自由与活力反馈于核心主流的例证。
在礼制方面，南方艺术的特色大致是柔和曲折，不同于北方的刚强拙直。
楚国发展的辞赋，即与北方的《诗经》大为不同，多了不少拖长的字音，也用了当地的表现方式，例如香草美人的比喻。《楚辞》铺陈与夸张的作风，开启了汉赋的手法。汉代乐府，适于发声歌唱，其性质也近于楚辞越讴。《楚辞》中的云中君、山鬼、湘君、湘夫人、土伯等形象，都与北方神祇的形象、功能不同。后世道教的神廷，也近于南方传统，而北方神祇则成为性格模糊的观念神。
由以上各点，综合言之，南方的开发及其融合于北方的文明，使中华文明的内涵更为丰富。南方的文化传统，一样源远流长，其生命力强劲，不下于北方的系统，因此南北交汇的后果，是两套系统的焊接与融合。
七雄相争，终于由秦国统一了当时所谓"天下"，亦即其时中国文化涵盖的中国地区。从公元前770年到前222年，五百多年间，强并弱，大并小，战争没有间断。在这一过程中，春秋时代的封建诸侯国家，一步一步凝聚为战国时代的君主国家，国家遂得以有效地控制资源，动员其人力，成为组织严密的战斗体。
中国历史上所谓郡县化的过程，分别出现于不同的国家。最早的县，可能是在春秋之初，楚国甫露头角时，即已将吞灭的小国建立为县，由县公统治。"公"的称号，仍与封建诸侯的国君一样。但是，楚国的县公，是由楚国国王委派重要人员出任，却又不是世袭的。楚国原本不在西周封建系统之中，其领土也原本不在华夏文化涵盖的区域之内。
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列国在生死存灭的斗争中，必须尽力扩大其可能动员的各类资源，其中尤以人力最为重要。《孟子》引述魏王的话，说国君十分关怀国内人口，是以招徕人口，不遗余力。可见，战国人口，有相当流动性，哪里生活条件好，移民就往哪里移动。这也是"编户齐民"制度才有的现象，迥异于封建制度将劳动力束缚于土地上。
古代战争之时，作战实力系于兵卒的数量与作战能力。周代封建制度下，作战的主力是驾车的武士，步卒只能担任辅助的任务。但是，战车行动受地形限制。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中国的列国，为了在山林与沼泽等黄土平原以外地区作战，步卒的重要性遂渐渐增加。战国时代，为了北方作战的需要，列国又发展了骑兵。
秦国农合一，百姓都须当兵，为了维持生产力，秦国又招徕三晋百姓，移民来秦耕种，而秦民则参军作战，组成一支征兵制的常备军。秦国军队人数多，却又不必像齐、魏的专业军人，耗费养兵的费用。秦国甚至设计了军功爵的体制：有功的战士，不仅有荣誉，也能获得国家赏给的战俘，作为奴隶。其实，征兵制未必仅见于秦国，战国时代，各国互相模仿别国有关的制度，以厚培国力，那些数十万以至百万的兵员，也只有实行征兵制，方可能召集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编户齐民的制度，也当因此而普遍出现于各国。
封建制度崩溃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理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的身份，纳入国家组织。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务。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但并不能分享共同体的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从战国时代到今天，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上，编户齐民的体制，其实变化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