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东南亚》读书笔记
近些年，东南亚各国频频与电信诈骗、人口买卖、赌博、毒品等一系列黑灰色产业新闻挂钩，导致了国人对东南亚的印象从原先的高性价比旅游胜地，转变为令人闻之色变的“法外之地、犯罪之都”。无序、混乱、危险、低效似乎成为大多数国人对东南亚的刻板印象。
在疫情前的那一年，与友人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先后游历了泰国曼谷和马来西亚槟城，对东南亚的印象还没有现在人们说的那么不堪。东南亚是是两岸三地以外最大的华人文化聚集地，作为第一次也是唯一游历过的境外地区，东南亚文化的异域性与多元性也激起了我对这一地区最初的兴趣。
《迟到的东南亚》来自于一位B站国际关系研究博主的推荐，是一本介绍东南亚政治、历史、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入门级科普读物。作者通过13个章节的内容，对整个东南亚以及除印尼、文莱和东帝汶外的东南亚诸国的一个热点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以下为从中书中总结归纳出七个问题及分析。
一、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为何不同？
同为二战时期受日本入侵占领的国家，东南亚诸国对日本在历史上的态度，与东亚的中韩朝鲜三国截然不同。
（一）受害者主体不同。在经济方面占优势地位的东南亚华人是英法殖民者的合作拉拢对象，极易受到当地原住民仇视。日本在统治东南亚期间，采取拉拢分化策略，扶持马来人、印尼人等原住民对抗华人，针对性屠杀打压的主要对象为积极抗日的东南亚华人，让东南亚国家内部产生民族对立情绪。这与后二战时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打压华人的民族主义政策不谋而合。
（二）促进民族国家独立。在战争前期，日本东南亚对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激发了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对于武力反抗西方殖民者，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思想，为战后国家独立注入斗争精神。同时，日占后期，日本出于抵抗需要，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军事组织训练，并提供武器装备等，为战后争取民族独立提供了力量
（三）领导人早年经历。印尼国父苏加诺、缅甸国父昂山、泰国总理披汶等东南亚老一代领导人，在二战时都曾与日本人有合作经历，或直接从属，或虚与委蛇，或暗中交易。这一定程度上影响战后，国家对日态度，在内部政治宣传上，有意压制国内反日情绪。
（四）战后经济援助。战后，日本迅速与东南亚各国就战争赔款达成协议，实现和解，为合作铺平道路。后续日本还与新加坡、缅甸、泰国等国就资金援助、优惠贷款、工业投资达成经济合作，日本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东南亚最大投资来源国，一定程度上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而东南亚国家也将日本当作学习典范，借鉴其经济发展经验，形象从“侵略者”“掠夺者”变为“合作伙伴”。
二、女性领导人为何能在东南亚政坛中脱颖而出？
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度低，女性议员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4.1%。泰国仅为5.3%，在193个国家中位列182名。文莱列167名、缅甸列161名、马来西亚列138名、印度尼西亚列104名。女性参政缺乏社会与制度基础，基本权益难以保障。但在1986年，菲律宾诞生第一位女性最高领导人——总统科拉松·阿基诺，之后东南亚还陆续产生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印尼总统梅加瓦蒂、泰国总理英拉、泰国总理佩通坦等女性领导人。
（一）女性历史地位。“女性在世袭、仪式、贸易和农业生产中的占主导地位”是东南亚早期历史中的重要社会特质，女性在祭祀、外交等领域也都有活动身影。直到佛教、儒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传入后带来父权制，而现代国家模式的传入与普及，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使东南亚女性地位更加边缘化。
（二）男性亲属影响。阿罗约的父亲是菲律宾第9任总统，梅加瓦蒂是印尼第1任总统国父苏加诺长女，昂山素季是缅甸国父昂山将军之女。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东南亚，如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都是继承父亲政治资本，很大程度是对父权制依附的结果。
（三）政治环境动荡。女性领导人产生时常与刺杀、政变等政治暴力事件有着紧密联系，同时伴随大规模群众运动，其自身也带有浓厚的家族政治色彩。昂山将军与阿基诺丈夫遇刺，苏加诺因政变下台，昂山素季、英拉、梅加瓦蒂、阿兹莎这些遗孀遗孤们才因政治群众运动起势。根本原因在于东南亚政党制度不发达，政治权力无法通过政党内部顺利交接，而转为家族传递。在时局动荡的大环境下，遗孀、遗孤们更容易继承“殉道者”们的政治遗产，但其施政政局稳定性会受到国内保守派的冲击，导致政变多发。
三、东南亚为何军人政治、军事政变频发？
国际新闻动不动就会出现军人政变推翻文官政府的新闻，不同于政局稳定的国家， 在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范围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军队对政治兴趣浓厚，军人集团地位超群，往往能够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监督者与否决力量。
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军队曾多次通过政变使文官政府垮台后接管权力，给国家政局带来巨大动荡。这些国家或存在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或与国内反叛势力的长期存在武装冲突。出于稳定需要，军队规模得以扩大，军人集团地位不断上升。同时，在政局的动荡下，羸弱的文官集团未能得到发展，内部权力具有极强的分散性，导致更迭频繁，使军队与文官联系逐步疏离，最终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而军队通过经商、占据国有资产等方式“自力更生”，实现经济的独立后逐步取代文官政府，在国家发展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进一步加剧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
四、新加坡为何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
1961年，原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北婆罗洲（现沙巴州）、文莱、沙捞越（现沙捞越州）计划加入马来亚（现马来半岛部分），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因财政问题，文莱未加入联邦。1965年，新加坡被正式踢出马来西亚联邦。
马来亚独立之初，华人占比一度高达38%，新加坡的加入会导致华人占比超过45%，与马来人基本持平，这将对联邦的施政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也是马来人不愿意看见的结果。
新马的分家的根本原因是处理族群问题的分歧，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马来亚是宪法规定马来人享有特权的国家。为保障马来人的经济和就业地位，在马来西亚宪法体系中，马来人在公务员选拔、奖学金分配上均享有固定“配额”，获得政府奖学金的马来人数量是华人数量的三到四倍。此外，马来人还享有学生学费减免、房屋租金降低、设立保留地、配额和特殊商业许可等特权。李光耀明确拒绝将马来人特权引入新加坡，坚持马来西亚的所有公民享有平等地位。当这一根本矛盾如果无法调和，必然会导致“新马分手”的结局。从后来两国的发展来看，这种选择是虽然遗憾但是正确的。
新加坡崇尚机会均等，鼓励竞争和自力更生。在执政者精英层面看来，从政策层面给予某一个族群特殊的待遇或照顾，反而有可能导致该族群受歧视与污名化。新加坡抛弃原有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族群划分，将英语而非汉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同时为各族群提供母语教育。这一举措推进了“新加坡人”这一国族建构，使其脱离了汉文化社会的框架，转变为一个国际化社会。但不可否认，新加坡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巨大问题依旧存在，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家庭收入比值约为5:4:3。
而马来西亚崇尚将马来人特权制度化。从宪法层面确定伊斯兰教、马来文、马来语的绝对核心地位，除了上文的举措外，通过“新经济政策”大力扶持马来人民族企业，甚至要求本国企业中马来人股份占比必须高于30%，从而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缩小与华人的经济差距。辩证来看，这一政策的确解决了马来西亚的大规模族群冲突问题，对比频发“屠华”事件的邻居印尼，这一政策似乎又有其可取之处的。
马来西亚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反而导致大马华人成为最特殊的海外华人群体。泰国、菲律宾、印尼的华人或主动或被迫放弃中文名，使用本土化姓名，与当地族群高度融合。甚至不少已放弃说中文，仅保有华人血统和面孔，文化族群认同皆已淡薄；早已实现高度国际化的新加坡，年青一代中不说汉语不用中文的大有人在。而大马华人却大相径庭，他们将汉语（含闽南话、潮汕话、广东话）、汉字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视为族群独立的根本，在被打压、学历不被政府认同的情况下，华人依然保持着独有的中文教育体系，汉字和普通话的普及率均远高于新加坡。相较于港台地区与新加坡，大马华人对大陆的亲近感也更强，在中文互联网社群中，不乏他们的身影。如若当初华人为主导的槟城、马六甲等城市与新加坡一同独立，亦或是华人主导了马来西亚联邦，是否会出现这种状态就属实难说了。
五、泰国王权为何如此强大？
根据泰国刑法第112条规定：冒犯君主属于犯罪行为，诽谤、侮辱或威胁泰国君主（国王、王后、法定继承人、推定继承人或摄政王）等行为均属违法，刑罚从三年到十五年不等。
宪法对国王的保障，世界各国无出其右者。同时，在泰国政坛，泰王也不仅是个花瓶一般的“虚君”，文官政府与军人集团行事时常也要顾及泰王的态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泰王身兼国家国王、佛教法王以及现代国家缔造者三重身份。来自印度的上座部佛教（又称小乘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与泰国本土原始宗教元素结合，被历代国王利用，国王既是传承神圣血统的“神王”，又是累积了前世功德并积极践行佛法的“法王”。
素可泰王朝、阿瑜陀耶（大成）王朝、吞武里王朝、却克里（曼谷）王朝是泰国的四大王朝。其中，第三王朝吞武里王朝仅持续了15年，开国君主华人郑信既是开国之君也是亡国之君。他在被政变处死时，留下了“夺我江山者，必十世而亡！”的诅咒。而却克里王朝开国君主通銮（拉玛一世），通过政变篡夺王位、处死郑信后，开展了大规模合法性建构工程。通过逐步废除了“曼陀罗体系”——这一东南亚特有的松散自治的国家组织形式，努力实现集权统治，泰国也自此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拉玛四世、拉玛五世两代君主，在殖民主义大潮下开启国家现代化改革，废除奴隶制，建立现代国家的财政、军事、教育制度，也在法律与教育层面，将“热爱国王”与“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相绑定，形成了泰国社会崇信国王、神话国王的传统。
在泰国1932年革命和君主立宪制建立后，泰国王权一度跌入谷底，然而泰国社会崇信国王、神话国王的传统构成了王权复兴的基础。之后，在具有“超凡魅力”的拉玛九世——普密蓬的努力下，王权实现了复兴与逆袭。这位“文化偶像”般的国王，仁慈勤勉、亲切爱民、多才多艺、形象崇高，激发了泰国人对皇室的热情。在泰国动荡的政局中，他时常能够以政治危机中的“最终仲裁者”出现，调停政府与军队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提升了民众对国王的信任与期待，强化了王权的合法性。
然而在德高望重的拉玛九世去世后，荒淫无度、性格乖僻的拉玛十世继位，其是否会验证郑信“十世而亡”的诅咒还有待时间验证。
六、缅甸为何改变英文译名？
1989年，缅甸军政府颁布《表述变更法》，将缅甸的英文译名从“Burma”变更为“Myanmar”,这一变更很快被联合国、东盟以及大部分国家接受，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仍然坚持使用“Burma”，以对缅甸军政府合法性的否定，对缅甸不同译名的采用，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缅甸军政府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外交路线。军政府颁布更名法令，主要基于以下目的：
（一）清除殖民色彩。Burma一词是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对缅甸的习惯称呼，带有极大的殖民主义色彩。从自身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出发，对现代国家进行重新定义，是去殖民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国名乃至地名的变更也因此被赋予崇高的政治意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通过改名彰显自身与殖民历史“一刀两断”，如“黄金海岸”改名加纳、“象牙海岸”改名科特迪瓦、“锡兰”改名斯里兰卡、“罗德西亚”改名津巴布韦、“上沃尔特”改名布基纳法索等都是如此。
（二）促进民族和解。拥有134个少数民族的缅甸是一个民族冲突十分严重的国家，主体民族缅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积怨已久，时至今日仍然内战不断。主体民族缅族占人口的68%左右，其他少数民族还包括掸族、克伦族、克钦族、孟族、若开族等。在英语中，缅族人被写作the Burmans，以一族名作为国家名，有推崇缅族主体地位的嫌疑。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缅甸许多少数民族都接受了新译名。军政府使用新的译名也有这方面考虑，但然后来军政府撕毁允许民族自决的《彬龙协议》，为了国家统一重启内战皆为后话。
（三）意识形态再造。从1990年开始，缅甸政局形成“三足鼎立”局面，角逐者包括新军人政府、少数民族武装以及以昂山素季和民盟为代表的民主政党三方，但强势新军人政府会同时受到另两方对其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新军人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再造工程，具体包括：重新挖掘缅甸历史文化，强调缅甸文明的历史性与异质性，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根植于“缅甸文明”中，同时以该文明为媒介开展国族建构，加强自身合法性正统性。
七、菲律宾为何对外政策多变？
菲律宾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中菲两国关系会随着菲律宾总统的更迭而起伏。而对“南海问题”的拉扯不过是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阿罗约夫人时期是中菲关系“黄金期”，双方定下“共同”开发的基地；阿基诺三世上台后，提出“南海仲裁案”，中菲关系再次转入冰点；杜特尔时期，中菲就南海问题建立双边磋商机制，两国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小马克斯上台后，再次就南海问题开始强硬维权与多边施压。同时，菲律宾对美外交态度也同样多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菲律宾宪法对总统权力的强化。
作为美国前殖民地的菲律宾，独立后政治制度自然效仿美式“三权分立”。但菲宪法却强化了总统对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权力，比如总统可以对国会提出的预算行驶“部分否决权”，即让总统满意的部分先行通过，同时否决总统不满意的部分。加之菲律宾政党制的欠发达，总统很少受到党内制约，所以菲律宾的总统制又被称为“超级总统制”。这种制度导致总统主导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自然也被打上了总统个人的烙印。每次大选，或出于政治斗争目的，或出于新的执政纲领的需要，新任总统往往会对前任总统的外交政策作出明显的调整。
岛屿具有天然的孤立性，其地理和思想上都有一种开放又封闭的特质，在这种“岛民意识”的主导下，海对面大陆上的“巨人”被重复着敌人与朋友身份的切换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