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路遥写的《人生》有感
今天重新读完了路遥写的《人生》，联系曾经看过的《人生》电影，感慨万千。
《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中学毕业后在小学里当民办老师，他喜爱文学，虽然当民办老师并不是他的理想职业，但是总可以让他从事一些与文化有关的工作和摆脱艰苦单调的农村劳动。后来因为大队书记想把自己的儿子安排进小学当民办老师，他被挤出了学校。
小说和电影中描述了高加林离开学校后下地劳动的情景，在黄土斜坡上光着脊梁，背顶烈日暴晒，高高举起撅头翻地，两手打满血泡，眼神迷离；小说和电影中还描述了他收工后躺在油灯下，尽管很疲劳还想着看书，但是又感到绝望的苦闷心情。
上个世纪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实在是太苦了，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更贫乏。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大字不识，扁担倒在地上都不认识是个一的农民虽然也会感到生活没意思，但还能将就，因为祖祖辈辈过得就是这样的生活，而对于有过县城学生学习经历，认识了一些现代社会的高加林来说，那种生活简直一天也难以忍受。
长年这样高强度单调的劳动，读过书、教过书的高加林当然很难适应，他的苦闷心情和渴望脱离农村的心情就很容易理解了。路遥的文笔实在精彩，他细致入微地描绘了高加林的心理。没有经历过那样生活的人，也许很难理解那些描述。
由此可以想到，那么多从城市里下放到农村，离开父母和家庭，离开相对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到一个陌生偏僻的农村，长年从事简单艰苦的体力劳动，过着极其艰难和贫瘠的生活，对前途渺茫的知识青年绝望的心情。
我经历过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多年农村教师的生活，深深理解高加林当年的处境和心情。没有切身体验，是很难想到当时的有知识的青年的生活和感受的。
1973年，我调入同兴中学。次年(1974年)夏天，同兴中学第一届高中学生毕业离校，他们在离校时相互间依依不舍，抱头痛哭。
1975年夏天，我担任班主任的那一班学生也毕业离校，又重演了上一届毕业生离校的情景。他们不仅在校园里依依不舍，走到离开学校有几百米距离的同兴公社所在地外的空场上仍然不愿意分手，我站在同兴中学所在的城旺岭上，可以远远地看到他们抱头痛哭的场面，那么大的小伙子、大姑娘，一点也不怕周围人的注视，就那样长时间地大哭。
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现在想起，我完全能体会他们的心情。
他们两年来生活在学校中，上课、举行各种活动，虽然农村学生的生活比较艰苦，虽然也经常要参加学校里的劳动，但是毕竟是在学校中生活，多数时间是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教室里上课，学校里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他们太理解当年的农村的落后、闭塞、贫穷、艰难，想到从此就要离开学校，到农村中过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日子，越想就越觉得悲哀，情不自禁就会痛哭。
有一个女学生给我说过，她回到农村后，经常在夜里做梦，梦到自己还在学校中生活，心情很愉快，突然醒了过来，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不由得想到这样学校生活从此一去不再复返，明天自己还要去从事那日复一日的艰巨劳动，觉得没有任何前途，不仅泪沾衣襟。
我虽然一直在当老师，没有切身体验过真正当农民的滋味，但是我看到过农民的生活。
一年到头，无休止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劳动；炎热的夏天，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的双抢；寒冷的冬季，奔赴他乡，兴修水利工程时简陋的群居住所和起早贪黑的挑土爬堤，我都有过切身的体会。
我参加过双抢劳动，所谓双枪就是夏天的抢收早稻和抢栽晚稻。
1971年夏天，我在胡市中学当老师。暑假来临，合丰区组织全区公办教师到同兴公社支农，因为同兴公社处于合丰区最高低不平的地方，相对来说人少地多，双枪任务在区里是最重的。
我和学校里的三个同事在炎炎夏日里，经过30多里跋涉，筋疲力尽、满身汗水、遍体尘土地来到同兴公社同兴大队第四生产小队。第二天就参加劳动。
每天4点多钟就要起床下地，摸黑收割带着露水的早稻，干活的时候眼睛完全看不见稻子，只能凭着感觉使用镰刀。一直干到7点多钟，天完全亮了，才回到住地吃早饭。
早饭后上午的劳动是插晚稻秧，弯着腰弓着背，左手握着一小把秧苗，用拇指和食指分出四五根秧苗，用右手把秧苗一兜一兜地插到地里。那是时兴密植，放干水的泥地划上长方形格子，秧苗就插在一个个五寸长三寸宽的长方形顶点上，长期弯腰的劳动让腰部疼得难以承受，只好把左胳膊架在左大腿上支撑上半身，用来减轻腰部受的力，时间长了，左胳膊和左大腿接触的地方出现一片红红的血印子，那是皮下的毛细血管长时间在高温下受压后破了渗出的血液导致的，稍微一碰就疼。但是没有办法，还是只能忍着疼把左胳膊压在左大腿上。头顶上是火辣辣的太阳，毫无遮挡的炙热的阳光烤着脊梁，周围是37度到38度的高温，身下是热气蒸腾的水田，汗水顺着脸庞一滴滴直接落在田地上，每次插秧插到地头上时，我都要捧着水罐拼命喝水，尽管肚子里已经装满了水，咣当咣当的，但是还是忍不住大口喝水。
弯腰弯得实在太累了，我只能蹲在田里插秧，蹲下去以后，接触到秧田的屁股外的裤子上糊满了泥，但是根本顾不上了。
中午收工后，回到住处吃午饭，经过一上午高温下艰巨的劳动，虽然肚子已经很饿，但是因为太热了，实在吃不下饭。但是想到下午还有艰巨的劳动，只能强忍着吃饭。
天气实在太热，加上一清早就起床收割稻子，因此午饭后必须休息一两个小时。
下午的劳动是挑稻子。经过一个上午太阳的暴晒，早饭前收割的早稻上的露水已经被晒干，女社员在地里捆稻子，男社员把稻捆挑到禾场里。每捆稻子都有100多斤，种过早稻的田地里水虽然放干了，但还是很湿和很软，因此下地时不能穿鞋，只能打赤脚。同兴公社地处丘陵，早稻田和田埂小路有一定的高度差，男社员们一般能从田里跨到小路上去，我就不行了，只能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撑在地上从稻田向上爬到田埂小路去，非常狼狈。挑着稻子咬牙吃力地走在田埂上，田埂边上长满茅草，尖利的茅草叶子把裸露的小腿和赤脚划出一道道印痕。
晚饭后，还要继续劳作，任务是到秧田里扯秧，用来供明天上午插秧使用。坐在秧马(一种底部是两条木板的凳子，可以在秧田里滑动)上，摸黑用双手扯秧。夏天天气太热，长时间坐在秧马上，屁股捂出了许多红点子，一坐上去就疼。我一开始看到许多农民在秧马凳面上垫厚厚的布层还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原因是免得屁股坐久了太疼。扯秧时，一开始用两个手的食指扯，时间长了食指皮肤被磨破，这时就换成中指，中指磨破了，再换成无名指和小指，手指上伤口被秧田里的水浸得生疼，还是要咬着牙扯，这样要一直劳动到11点多钟才收工。
在那么热的夏天里，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筋疲力尽，四周是热烘烘的空气，浑身汗臭，尽管已经非常疲劳，睡觉前也必须洗个澡，下到浑黄的水塘里，水塘里的水也是热烘烘的，给人的感觉十分不好。
村子里有个60多岁的老汉，他是个瞎子，按通常的观点，这是一个连日常生活都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但是他也要参加劳动。每天由他的小孙子用一根竹竿领着他沿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田间小路磕磕绊绊地下田。他不能干别的，就只能瞪着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独自在秧田里摸索着扯秧，到收工的时候，再由他的小孙子用竹竿领着他回家。即使是这样，晚上和大家一起扯秧的时候，他还是很高兴地和大家说笑，也许在经历了白天一个人干活的寂寞时光后，他在为自己能和别人一起劳动而高兴。
这种情景令人心酸。中国的农民就是这样从幼年到中年，再从中年到老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付出了这样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却是几乎几十年来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贫穷的生活。
到第三天的中午，我身上一点儿汗水也没有了。收工后回到住处，摸一摸同事汗水淋淋的皮肤，有阴凉的感觉，而我的皮肤却十分干燥，火热火热，体温持续很高，非常难受。第四天中午时分又是如此，同事们午饭后还都在沉沉午睡，我一点儿饭也没吃，浑身燥热无法入眠，就光着脊梁打着赤脚出门在村里溜达，想找个稍微凉快一点儿的地方透透气。
烈日下的村子静悄悄的，劳累的农民在抓紧时间休息，只有少数农村老大娘摇着扇子坐在大门口；大树下躺着狗，热得伸出舌头一喘一喘地呼吸；脚下是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土地。走遍整个村子，感觉不到一丝凉意。我只好到村外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儿风。来到打谷的禾场，禾场上生产队仓库和一排稻草垛之间有一段七、八米长、两米宽的窄窄的通道，我觉得这里好像有一点儿风，就直接躺在地上。下午上工的钟声响了，我难受得起不来，就继续躺在那里，农民们来到禾场准备挑上午收割下来的稻子。看到我光着脊梁躺在满是土块、洒满稻草碎屑的、高低不平的地上，都非常吃惊，有人说：“王老师，你怎么躺得下去，不怕胡骚(刺挠的意思)。”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刺挠不刺挠，完全是在挣扎，我不知道，那就是中暑的表现，更不知道中暑可以致命。就这样，我连着中暑两天。
大约是生产队长把我的情况反映到公社里了。第四天晚上，生产队长通知我：“王老师，你明天早晨去公社吧，有事要让你干。”
次日一早我来到公社办公地点。公社办公地点是一个大院，孤零零地在一个山岗上，院子里静静的，公社干部们都下到生产队里去支农了，只有胡市中学一个姓史的老师在整理各生产队报来的双枪进度。我问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史老师把我领到一个只有一张床的空房间，说你先在这张床上休息一下。我躺了一会觉得没事干，就起来找史老师聊天，只见他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一面不住地擦汗，一面整理着材料，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就继续回来睡觉。一天下来也没安排我干什么事，晚上我要回生产队了，史老师叮嘱我：“明天你还要来啊。”次日我到公社里又待了一天，还是没啥事可干。我的脑子转过弯来了，这是公社了解到我的情况后，怕我中暑出事，有意让我来公社休息的。知道了这一点，我就拒绝再去公社了，大家都在劳动，我怎么好意思休息呢。
我不去公社休息，生产队长也不让我出工，我就去要求干些什么，生产队长说：“要不这样吧，你是老师，就领着放假回家的孩子们到地里捡稻穗吧。”我领着孩子们捡了一天稻穗。小孩们贪玩，加上天气又热，捡着捡着就不愿意干了，我就把他们叫到一起，说你们认真干活，我就给你们讲故事，这样哄着他们和我一起捡稻穗。这样连着两天没有再中暑。我觉得身体恢复了，不愿意再领着孩子们捡稻穗，坚持要求继续和其他劳动力一样出工干活。
记得中暑后，我再次参加劳动，生产队里尽量照顾我，下午让我和妇女们一起在禾场里，干一些稍微轻一点的活，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青年小伙子，不能享受这种照顾。
我继续和男社员们一起下地挑稻子时，农民们挑多重的稻捆，我也挑多重的。我后来听一起参加劳动的老师们说，有些农村妇女看到我的情况后，都很怜悯地说，不要让他挑这么重了，他是个长期没有参加劳动的城市小青年，还没结婚呢，别累出病来。
那一年双抢结束，我回到青岛探亲。由于前一阶段劳动强度太大，身体的疲劳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恢复，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睡觉，我弟弟事后对我说，他和家中其他人看到我白天夜里都在睡觉还非常担心，怕我得了什么病。
我们老师参加双抢劳动的时间是十天，记得十天劳动结束离开生产队的时候，我不由得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总算结束了。”想到生产队里的农民还不知道要这样高强度地劳动多少天呢，我从心底里同情他们。
劳动强度大，饮食却很差。我看到过农民家中吃饭的情况。
双抢期间，由于劳动时间长，生产队里集体为家家户户蒸饭，节省农民自己做饭的时间，各家各户只是自己炒菜。农民饭桌上的菜基本是就是用盐水煮的素菜，基本没有油荤。吃饭时，菜碗上、蒸饭的饭钵子上停满了苍蝇，黑压压的苍蝇完全盖住了米饭的白色和菜的颜色，每当筷子伸到菜碗上时，苍蝇就嗡的一声飞了起来，等到筷子离开菜碗，不一会苍蝇就又落满菜碗。天门的农民对这种苍蝇不以为然，称它们为饭蚊子，他们面对这种状态十分坦然，照吃不误。实际上这些苍蝇也是爬过粪便的非常肮脏的虫子。
记得毕业分配后刚到湖北，我到孝感汽车站附近的餐馆去吃饭，看到餐馆门口玻璃柜里的食品上飞过一两只苍蝇，就食欲全无，和上面农民们的吃饭环境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湖北农村的农民最怕的就是夏天的双抢和冬天的兴修水利。
下面说一说我看到的农村水利工程。
1969年冬天，我在湖北孝感县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
江汉平原上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利工程：汉北河水利工程。汉北河水利工程涉及的地域很广，它是经中央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开建的一项工程。
工程主体是对湖北省天门县(现在叫天门市)的天门河进行改造，天门是我离开农场后分配到的地方，到了天门后，我才看到这个工程主体的施工结果。
根据我后来到天门看到结果的理解，汉北河工程实际上主要就是一个开挖人工河的工程，工程主体在天门县。那是一条相当宽和相当长的人工河，在天门县的这条人工河上建有一个大桥，名为八一大桥，桥的长度有几十米，由此可见这条河的宽度。站在八一大桥上，向上下游放眼望去，可以看到一条宽阔的大河笔直地向远方伸展出去，河的两岸像几何中画的直线一样，一点都不打弯，任何天然的河流都不会有这样笔直的河道，人工河两岸的堤坝高大雄伟，这个工程当时动用了好几个县的农民，是建国以来一项比较大的水利工程。
我们农场所在的孝感县龙河流域工程只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龙河工程主要是对原来的河道裁弯取直，加深河床，也相当于挖人工河，然后在两岸筑起比原来的河堤高得多和宽得多的河堤。
进入1969年11月份，汉北河工程全面动工。
星期天，我和其他同学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去买东西，沿路领略到了大兵团作战的浩大的施工现场。广阔平坦的原野上，民工们挑着担子，一担一担地从平底凭空挖出的新开的河道中把泥土挑到河堤上。站在提上，居高临下望去，原来由于是农场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分布着成千上万的民工，黑压压的净是人，河堤上每隔几百米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来回碾压着新挑上来的土，它们被当作压土机使用，基本上是工地中唯一的一种机械。
工地上每隔着百米左右，就栽了一个木杆，木杆上挂着大喇叭，不断播放着工地领导的动员声和毛主席语录歌声。
这么大型的水利工程完全还是靠人海战术，生产过程居然基本上是由最原始的人力挖土，挑担运土的方式完成，虽然场面非常壮观。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除了没有拖拉机外，主要的劳动场面和眼前的情况大概没有多少不同。想想觉得有些可悲，经过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变迁，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类早已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居然还使用着不变的方式从事这种劳动。
民工中有许多妇女，在这样大规模人群密集的地方施工，又是在这样无遮无拦的大平原上，她们连解手都非常不方便。我后来听说，妇女们憋着小便，到了一定的时候集体解手，许多人站着围成一个圈，一个个轮流到圈当中方便。
在靠近小集镇的地方，看到了民工们居住休息的场所。无以数计的用稻草打成的三角小草棚，一个挨一个搭在小集镇周围。小棚子都只有一人来高，十分简陋狭窄。棚子直接搭在泥地上，里面先铺上民工们从家里带来稻草，然后在上面铺上五颜六色的被褥。棚子与棚子挨得十分紧密。民工们在每天强度大、时间长的劳动结束后，洗涮、吃饭、休息都在草棚子里完成。草棚周围流淌着肮脏的小水流，这是民工们用完水后，随地一泼形成的，由于居住得太密集，没有地方倒脏水。天晴还好说，遇到刮风下雨和下雪，在这样的地方住着简直无法可想。
每天清晨，还只有五点多钟的时候，由于是冬天，天完全还是黑糊糊的，我们在农场锻炼的学生都还在睡梦中，就能听到营房前龙河河堤上响起杂沓纷乱的声音，那是民工们从各自的住处奔赴工地的脚步声。睡梦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哪个民工不小心携带的饭碗碰掉在地上，或者不小心被绊了一下，就会引来一阵阵十分响亮的哄笑声，这是民工们在做精神发泄。水利工地劳动太艰苦，生活条件差，每天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一点小事都会引得他们起哄。
民工们中午不能回去休息，各个生产队自己做好午饭送到工地上，经过半天强度很大的劳动，每个人打上一份缺油少盐的菜，自己找个避风的角落蹲着吃饭。遇上风和日丽的时候还好，要是碰上阴天刮大风的日子，可就难受了。
有一天，我们全营学生集中在营部大操场上开会。大操场有一个近一米高的用土垒成的舞台，用来演出文艺节目和供领导讲话。中午时分，一个中年农民，穿得破破烂烂，捧着饭碗，走到舞台左前方，背靠着舞台侧面吃饭，他一面吃饭，一面向坐着的学生队伍打量，全营学生都不住地转过眼睛向他看，替他尴尬，而他却显得非常坦然，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
到了晚上，通常是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休息时，民工们才收工，于是营房前又会响起大队民工走过的脚步声，又会响起一阵阵起哄声，真是起早贪黑啊！
那一段时间，因为到了冬天，农活不多，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搞政治学习，在民工们眼里看来，我们整天都在玩。
他们有时走过营房，看见我们连队里喂的猪有三、四百斤重。民工们会惊奇地问：“这么大的猪是你们自己喂的？”意思就是，你们这帮人整天在那儿玩，还能喂出这么重的猪？
我后来分配到天门才知道，农民们家里喂猪，一般是年初抓一个小猪崽，喂到年底，长到一百三四十斤就要卖了，挣点钱好过年，饲料不好弄，猪吃得不好，能吃到米糠就是好的了，没有像解放军连队喂得这么大的。我们连队里的猪吃得很好，净吃伙房里的剩饭剩菜，长肉快。喂到后来，身体沉得站都站不起来了，整天趴在那儿不动弹，农民们看到这么大的猪，自然感到吃惊，心想这帮学生还挺有本事。实际上这么大的猪杀出来的肉并不好吃，逢到年节连队里会杀猪改善伙食，这种猪几乎光肥肉，很少瘦肉。
解放军农场比起大学来说，条件自然差了很多，但是与当年的农村相比，又不知强了多少倍。我哪里知道，就在几年以后，我也有过与这些民工们相差无几的生活。
1974年冬天，我在同兴中学当老师。和我所在的学校距离五六公里远的皂市河弯曲、狭窄，河中流水不畅，一遇大雨，就会给两岸农村带来水灾。这一年年末，政府决定疏浚皂市河，裁弯取直，加高两岸的堤坝，彻底解决皂市河的水患问题，我所在的中学也参加了皂市河水利工程。
我和学生们在农民家的堂屋的地面上铺上稻草，开地铺睡觉。劳动任务就是从河中挖土挑到两岸，加高堤坝。挑着满满的一担担土，从河底爬上堤坝，劳动强度很大。
有一天下午已近傍晚，天上飘起雪花，雪落在人们的衣服上，融化后慢慢浸透到衣服里，和衣服里的汗水混在一起，湿冷湿冷得非常不舒服。下过雪的地面非常泥泞，挑着重担一步一滑，不时有人摔倒。于是有些农民就开始嘀咕，希望早点收工，后来嘀咕声越来越大，年轻农民们壮着胆子喊出：“收工了！收工了！”听到喊声，在现场的公社武装部长非常恼火，他站在堤坝上，威风凛凛地大声呵斥：“谁喊收工了！”把农民们吓得不敢出声，只能老老实实地干活。
每一天劳动结束，浑身被汗湿透，收工后回到住处，被汗湿透了的衣服贴在身上，冰冷似铁。这个时候每个人只能分到一茶缸温度不是很高的热水，兑上半盆冷水，水温只是不冷而已，用这么点水，只能草草地擦擦上身，除除汗，然后赶紧钻被窝。
有一天晚上下起了雪，农村堂屋的屋顶上瓦盖得比较薄，雪从屋顶纷纷杨杨飘飘落下来，把地铺上的被子都打湿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捆行李的塑料纸打开盖在被子上挡雪。第2天早上醒过来，盖在被子上的塑料纸上铺着薄薄的一层雪花，掀开塑料纸发现被子面全是湿的，一开始还奇怪，后来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被子上发出的热气不能透过塑料纸，化成了水，所以才把被子都打湿了。
我和学生们睡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入睡前，一个姓韩的学生说起他们生产队来挖皂市河的农民的事情。他说，他们村里有一家昨天举办婚礼，他们队里挖皂市河的农民收工后赶回村里吃酒席，来回要趟过一条小河，这些农民收工后步行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吃完酒席后快11点多了，为了不耽误第2天出工，他们又挽起裤腿，打着赤脚，趟过12月份冬夜冰冷的河水，连夜赶回工地。
我觉得为了吃一顿酒席付出这么多辛劳好像很不值得，因此说：“至于吗，为了吃一顿酒席，吃这么多苦。”
那个姓韩的学生沉默了一会后说：“王老师，你不了解农民，农民们长年缺少油水，他们对一顿丰盛的食物的渴望，你体会不到。”
一般来说，学生不会当面反驳老师，这个姓韩的学生之所以当面反驳我，是因为他心底里有非说不可的话，不说出来不行。
老师被学生当众反驳是很没面子的，但是他说的话震撼了我，我只能默默无语。
上面说的都是物质生活和劳动，农村中更缺乏的是精神生活。
现代的我们生活在城市，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生活太平淡，因此会想着外出旅游。
在农村环境中生活，每天接触到都是那几个人，每天从早到晚从事的都是艰巨的劳动，每天下饭的菜蔬都是那么简陋，生活毫无乐趣。这样的生活对于长年在农村老年人来说，也许还会认为天经地义，因为他们已经麻木了。对于高加林来说，却难以忍受。
城市里有宽阔的马路，有繁华的商店，有美丽的公园，有提供娱乐的影院、剧场，业余时间可以享受文化生活，农村里只有泥泞的小路，没有商店，没有娱乐设施，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
城市里有电灯，夜晚降临，家家户户铮明瓦亮；农村里点着小油灯，到了夜晚，如果没有月亮，室外伸手不见五指。
城市里有自来水，一拧开水龙头，清洁的自来水就哗哗地流出来了，有卫生设施齐全的厕所，少有苍蝇蚊子；农村中条件好的地方吃井水，我在湖北农村时，多数地方吃堰塘里的水，浑浊不堪，各家各户用自己家的敞口粪缸当厕所，苍蝇蚊子到处飞，卫生条件极差。这在《人生》中也有描述，书中提到高家村唯一的水井污浊不堪。
在解放军农场时，连队里许多学生毕业于华中农学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有一天，我和一个农学院的学生一起到附近一个国营农场场部的小商店里去买东西。这个农场场部的办公地点，有一个小商店，有一个农技站，还有一个小医院。那个学生说，离开解放军农场后，要是能分到这样一个地方，他就满足了。
我当时想：“这样就满足了？”。这是多么小的一个地方啊，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每天看到的都是那几个人，看到的都是那几幢房子，那不要闷死了。
真是到哪个山说哪个话，我后来不是到了比这个场部还小的西赵公社教书了吗，还不是也生活下来了吗，但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
继续来说当年农村的水利工程劳动。
1974年学校里放寒假，因为面临春节，学校里杀了一头自己喂的猪，把猪肉分给老师，有些老师去附近商店买了些年货，学校里洋溢着一股迎接春节的、喜气洋洋的年味。
从学校回到在生产队的家，看到家家户户闭着门，社员们都还在地里劳动，与学校里红火的过年气氛相比，觉得分外冷清。推开家门，看到家里没有一个人，静悄悄的，就连平时在家里的岳母也没有踪影，我急忙到外面打听，才知道家里这样安静的原因。
我的岳父参加冬季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所在地有一种黑线鼠，传染十分凶险的流行性出血热。当地一般农户住在家里，有一定的防御措施，但是参加水利工程的农民就不行了，他们住在黑线鼠活动猖獗的田野上搭起的草棚中。我的岳父不幸传染上了出血热，莫名其妙地发烧，其他人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在草棚中休息了几天后越烧越严重，只好由同村的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有亲戚关系的老农民用板车走了几十里路，把他拉回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冬天收割了庄稼后的光秃秃的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一个老汉独自一人，顶着凛冽的北风和迎面扑来的雪花，艰难地拉着板车行进在没有一个行人的公路上，而车上是躺在被窝里，不住颤抖和呻吟的另一个老汉。
我岳父到家后还是高烧不止，赶紧送到天门人民医院，到医院后才确诊为得了出血热。家里的人，有的去天门照看他，有的在参加队里的劳动。
那个春节，家里笼罩着不安的气氛，因为不知道我岳父能不能扛过这一关。
我赶到天门城关，去医院里看望岳父，只见病房里乱糟糟的。躺在病房里床上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除了使用医院的卧具外，都还盖着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土布棉被。为了节省伙食费，差不多每个农民病人的家属都从家里带来了煤油炉煮饭，病房里、走廊上，到处是支着的煤油炉，全是饭菜味和燃烧煤油后的浑浊气味。
这样的环境和现在医院病房环境相比，真是地下天上。
我的岳母并没有什么文化，她有一次对我说：“在农村中，只要不缺吃的，不缺烧的，就是好生活。”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妇人，却说出了如此深刻的富有哲学含义的话语，而这种话语代表着多么低级和无奈的标准。